一时间我自己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索性让祂问，我来答。
“那个首席讲话的时候，你想起了谁？”阿蒙问了第一个问题，祂怕是憋了好久。
“我母亲。”
“你父亲呢？”
“他们去世的情形不太一样，我的心态也是不一样的。”
在把吃非凡特性吃撑了的我从岩缝里拎出来后，为了稳定我的精神状态，alex对我做了封印，让我维持在“序列3”这个有神性，有一定自保能力，但不怎么依赖锚点的层次，同时给我的记忆上了一把锁，我脑子里揣着的是十九岁之前的记忆，十九岁之后的则被祂锁了起来——祂以一个专业的心理医生的角度分析，这个节点的我心态最为积极向上，最有利于巩固精神状态。
祂说得不错，那时我踌躇满志地走进心仪的大学，想着“大学四年一定要一开始就做得很好”，再加上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专业，所以各门科目都学得用心，上课时总是抢着坐第一排，各科老师都认得我，其中最相熟的是“英国文学史”的老师，我时常向他请教英文原著中无法拆解的句子，也和他成为了朋友。
那时的我自认为称得上勤奋，却也不是事事都那么“勤奋”，在同宿舍的卷王为了能在申请奖学金时多加几分在各种赛事间窜来窜去，作为志愿者服务，竞选学生会干部的时候，我情愿和网上结识的戏剧爱好者组团去看音乐剧录播，或者在交流群里找一个同样闲着的人打羽毛球，又或者去校外的咖啡馆摸摸那几只养的油光水滑的品种猫。
总而言之，劳逸结合，不必为柴米油盐发愁，更不知人生苦短。
但命运一贯不讲道理，它并没有让这段安乐的日子持续太久。
在某个下午，我在打完羽毛球休息的间歇拿起手机一看，发现有许多母亲打来的电话，而在我打算打回去的时候，一条短信跳了出来——
“你爸出事了。”
alex在封锁记忆的时候是以这条短信为基准的，祂让我的记忆停在了收到这条短信的十二个小时前，那时我像往常一样躺在床上，沉入梦乡。
“发生了什么？”阿蒙问道。
“有个女的跳楼轻生，他刚好路过，被砸死了。”我知道自己的语气很冷漠，“她应该找个空旷点的地方。”
“他是怎样的人？”
在沉默了片刻后，阿蒙又问道。
一个有很多朋友的人。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身边总是有很多我叫得出或叫不出名字的叔叔伯伯，大爷大娘，有的是同他切磋书法的笔友，有的是在工作上指点过他的前辈，有的是旅游时结识的客栈老板，公务员，银行家，医生，作家，老师……一个人认识很多人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跟每个人打交道的时候都显得无比热络，格外亲切，一聊就是一个小时，这点是我始终学不来的，在帝国的社交场，我呆了不到十分钟就想溜走。
在他的葬礼上，来的人也是络绎不绝，他们面露痛惜，都用“飞来横祸”来形容这场意外，其中有不少是父亲的同事，他们都说他是个既正直又称职的人。
正直，称职，负责，热情，乐于助人……
我听着一个个前来悼唁的人诉说对父亲的印象，像上了发条一样机械地点头，脑子里浮现出来的是他教我握毛笔的画面，他教我写一个最基础的“横”，不厌其烦地说：“蚕头燕尾，”“左边低右边高”，“起笔轻收笔重”。一个和尚——他也是父亲生前认识的人，一边敲着木鱼一边诵经，他念他的《金刚经》，我喃我的写字要诀，蚕头燕尾，左边低右边高，起笔重收笔轻……循环往复，就像另一套经文。
一个父亲教给儿子的事情有很多，可在那个守灵的晚上，我想的只是他教我怎么写“横”，我因为写不到他那么好看而撒气，他就用大手包着我颤巍巍的小手，带着我感受运笔的力道——说来奇妙，方才这纸张像泥泞地一样让我寸步难行，此刻却变得如大理石地板一样顺滑。
两年后的三笔字考试我过得很顺利，别的同学还在艰难地描笔锋，我已经落完款，交了卷。
生活总是有或大或小的遗憾，但只要以“做好他教给我的每一件事”为目标，遗憾带来的钝痛就会消去一些。
日子还得接着过，十年后，母亲遇到了另一个同样因意外失去了配偶的男人，他比母亲年轻很多，带着一个正在读小学的儿子。兴许是因为同病相怜，他们在交往了一段时间后开始同居，我虽然不抱有“母亲非要守寡一辈子”那种旧观念，但我总觉得这人心思太多，不够宽容，有待观望。
但每当我试探性地和母亲谈起这事，她就会拿另一件事来说教我。
阿蒙很配合地问了一句：“什么事？”
透特沉痛地说：“结婚。”
虽然当时国家的政策是“晚婚晚育”，但对于一个二十九岁的大龄男青年来说，连女朋友都没有可太不正常了，她一度怀疑我是不是哪儿有问题，在她往更惊悚的方向猜测前，我赶紧声明自己是有过女朋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