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政事堂内，能砸的杯子都砸了。
为了促进气氛的和谐，赵鼎命人将椅子全部搬出去，大家还是站着议事吧。
毕竟椅子是来坐的，不是用来问候对方的。
既然不坐，就搬出去。
又命人将碎掉的杯子全部打扫出去，随手政事堂大门紧闭，继续议事。
一边的中书主书提笔做着议事纪要。
堂内陷入一片死静。
突然，吏部右侍郎李纯佑怒拍桌案，大声喊道：“许相公！您不要避重就轻！现在的问题是那些官员去农政司闹事的问题吗！现在是农政司的陈东，提了个新政条则，您知不知道这条新政条则一旦推行，是什么后果！”
众所周知，李纯佑的靠山是尚书左丞蔡懋。
尚书做成是东府宰执的配置之一。
中书侍郎兼尚书右仆射，即右相，正宰相。
门下侍郎兼尚书左仆射，即左相，副宰相。
尚书左丞，副宰相，主要是执行，人称执政官。
尚书右丞，副宰相，也是执行，人称执政官。
这是宋神宗元丰改制后的配置，是恢复三省六部实权，尚书左右仆射本是尚书省一把手。
而尚书省是管六部执行的，中书省佐天子政令颁发，门下省有驳回权。
这是三省的权力关系。
为了更好的让朝廷政策执行，宋神宗让中书省的中书侍郎兼任尚书省右仆射，让门下侍郎兼任尚书省左仆射。
也就是说，把尚书省的一把手分拆为二，让中书省一把手和门下省一把手兼任。
这样中书省的宰相既可以颁布政令，也可以管六部的执行。
而尚书的左丞和右丞，是辅佐左右相执政。
又以右相为首。
这就是宋神宗元丰改制后的朝堂配置。
神宗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改制，提高行政效率，但其实效果并不佳。
因为文官越来越臃肿，人浮于事，绝非改个官制就能做到的。
尚书左丞蔡懋可不是好惹的，他爹是蔡确，宋哲宗时期的门下侍郎，也就是左相，副宰相。
（宋以左相为副相，右相为宰相）
而且他老丈人更牛逼，冯京！
冯京是宋仁宗时期的状元，而且是大宋朝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的状元。
什么是三元及第？
乡试、会试、殿试全部第一。
冯京既做过参知政事，也就是现在的门下侍郎左相，又担任过知枢密事，也就是张浚的位置，枢密院一把手。
门生满天下。
更重要的是，冯京也被贬过，且是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
蔡懋这个人，在政坛上，无疑是披着好几层光环的。
背后的蔡家、冯家，都是家大业大，树大根深。
李纯佑是蔡懋的人，蔡懋是旧派冯京的女婿。
王安石变法的新旧派之争，到北宋灭亡都没结束，直到赵构重立南宋，才彻底终结。
蔡懋就是个典型的旧党，提到变法，旧党们已经不是思考变法的合理性了，而是只要是变法，就是错的。
这就跟21世纪网上争论各种问题一样，大家不是在探讨问题本身了，而是一种情绪化对立。
苏轼这个中间派，认为王安石操之过急，又认为司马光过于保守迂腐，于是两边不讨好。
真正清醒的人，是不能说话的，说话就来“乌台诗案”。
所以啊，陈东现在搞的这个《京畿路新政条则》，在旧派们看来，就特么的是王安石的新法死灰复燃，并且添油加柴，想要把新法的火焰重新燃烧。
而旧派们虽然在宋哲宗时期失势，又在蔡京时期被打得灰头土脸，可有些人他们就是隐藏在朝堂的缝隙里，等待机会。
打着王安石继承人的投机分子蔡京下野，旧党机会来了。
大宋朝进入靖康元年，金军南下，朝堂就进入到谜之操作中。
例如宋钦宗赵桓不想着退敌，却召集大臣把王安石请出太庙。
把金人南下之局面的主要原因按到王安石身上，都怪王安石变法，使大宋变成这样。
到后来赵构立南宋，想要把北宋灭亡的主要原因按在王安石身上，将王安石贬为千古奸臣。
但其实没有王安石，大宋财政早就崩溃了。
神宗更没法搞元丰改制，而元丰改制的本质是加强皇权，削弱相权，例如提尚书左右丞为副宰相，皇帝就可以直接跨过宰相，让尚书左右丞执行政令。
加强皇权当然是得罪士大夫的行为，天下士大夫喷王安石也多半是利益问题。
回到政事堂此次的争论上，大宋朝的宰执们，以及各部侍郎高官都在场，议事的风向，俨然有向当年变法的争论转变。
尚书右丞许翰说道：“诸位不要把问题讨论偏了，现在是讨论官员围攻农政司的问题，是谁挑唆的这件事？”
李纯佑说道：“为何那些官员会去见陈东，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