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宫紫宸殿内，玄宗手持李太白新赋的《清平调》，命梨园弟子谱曲传唱。
洛阳城外的漕运码头，三桅商船正卸下岭南的荔枝、西域的葡萄，脚夫们的号子声混着骆驼的铃铛穿透晨雾——这是公元八世纪的大唐，一个让后世永远仰望的黄金时代。
在这段东起朝鲜半岛、西抵咸海的广袤疆域上，群星璀璨的名字共同铸就了“盛唐”二字的千钧分量，他们的功业与才情，恰似曲江池畔的繁花，在时代的春风里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
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晨雾中，总有一顶青纱帷帽在卯时准时出现，帽檐下露出的半张脸虽布满皱纹，眼神却如寒星般锐利。
这是姚崇，历经武则天、中宗、睿宗三朝的元老，此刻正赶往太极殿参加早朝。
这位被李隆基尊称为“救时宰相”的名臣，靴底还沾着昨晚巡查京兆府的泥土——三天前关中蝗灾，满朝官员还在争论“蝗乃天灾，不可妄杀”，他已带着家丁亲自到田间焚杀蝗虫，口中厉声驳斥：“庸儒拘泥古法，不知变通！若因循守旧，百姓将无以为生！”
最终，在他的力主下，蝗灾得以控制，关中秋收未受大损。
与姚崇的雷厉风行不同，宋璟的相府总是飘着淡淡的松烟墨香。
这位以“铁面无私”闻名的宰相，案头常年摆着一本《史记·循吏列传》，每当有官员试图以私情求告，他便指着书册说：“古人治政，如明镜高悬，今若徇私，何以面对先贤？”
有一次，玄宗的宠臣王毛仲想为女儿求个五品诰命，玄宗私下里与宋璟商量，却被他严词拒绝：“封赏需循功过，外戚无功而受爵，恐开乱政之源。”
正是这样的刚正不阿，让开元年间的吏治如清水般澄澈，史载“宋公当国，百官自正”。
朝堂之上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奇才——张说。
这位既是文坛领袖又是军事谋略家的宰相，左手能草拟声震四夷的国书，右手能制定平定边疆的方略。
开元十年，朔方军报吐蕃来犯，满朝文武束手无策时，张说却从地图上圈出“盐州”二字：“此处乃吐蕃咽喉，若遣一旅之师袭扰，敌军必退。”
果不其然，唐军依计行事，吐蕃大军不战而溃。
而当硝烟散尽，他又会邀上好友在曲江亭宴饮，席间挥毫写下“云销雨霁，彩彻区明”的诗句，其文风之雄健，被时人称为“燕许大手笔”（燕指张说，许指许国公苏颋）。
沙场之上：气吞山河的铁血名将
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上，一支唐军正在训练唐协军。
为首的将领身披明光铠，手持长槊，在乱军之中如入无人之境，他便是郭子仪。
此时的他还只是朔方军的一名偏将，但已显露出非凡的军事才能。
比郭子仪早三十年，另一位名将正驰骋在西域的战场上。
高仙芝，这位出身高句丽的将领，最擅长在绝境中创造奇迹。
天宝六年，他率领一万唐军翻越帕米尔高原，突袭吐蕃控制的小勃律国。
当唐军出现在连云堡下时，吐蕃守军还在饮酒作乐——谁也没想到，这支军队能跨越海拔四千米的雪山。
高仙芝身先士卒，手持陌刀劈开城门，唐军如潮水般涌入，不到半日便占领城堡。
此战后，七十二国皆遣使入朝，唐朝的势力范围延伸至葱岭以西，敦煌壁画中“万国来朝”的场景，正是这段历史的生动写照。
在东北的战场上，薛仁贵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传颂。
这位“三箭定天山”的传奇将领，曾在安市城之战中身着白衣，手持方天画戟，单骑冲阵，吓得高句丽军队望风而逃。
太宗皇帝曾指着他对群臣说：“朕不喜得辽东，喜得薛仁贵。”
而更令人敬佩的是他的仁心——平定西突厥后，部下建议屠城震慑，他却坚决反对：“用兵之道，在于安民，而非杀戮。”
最终，他不仅赦免了城中百姓，还发放粮食安抚，当地胡人感念其德，为他立碑纪念。
每当夜幕降临，长安的平康坊总会传出阵阵欢歌，其中最热闹的莫过于贺知章的府邸。
这位自号“四明狂客”的老诗人，此刻正与一群年轻文士饮酒赋诗，他指着墙上刚写好的“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笑着对身边的李白说：“太白啊，你看这春风拂柳，是不是像极了长安的少女？”
李白举杯应和：“贺监此言极是，若再添一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便更妙了！”
两人相视而笑，酒液洒在诗稿上，晕开一片墨痕，却也晕染出盛唐文人最惬意的时光。
李白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首跌宕起伏的诗。他曾“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洞庭湖畔写下“气吞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也曾入仕长安，在金銮殿上为李隆基起草诏书，让杨贵妃研墨、高力士脱靴。
更曾在流放夜郎的途中，望着长江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