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饮血的时候，战国时期的华夏先贤竟然就已经开始系统运用价格杠杆保护农业经济了。
    不过作为商贾世家，糜竺为什么对“平籴法”研究甚深呢？
    说来还得感谢商贾这行的祖师爷管仲和范蠡。
    因为管仲也提出过“敛轻散重”的“轻重之术”。
    至于范蠡则是在两人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出了“平粜论”，从而进一步奠定宏观调控理论基础，让官府管理有据可行。
    糜家别的典籍或许不了解，但管仲和范蠡的着作却不可能不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海糜氏在商贾上的成功正好证明了他们的研究水平。
    至少身为管仲后裔的北海管氏，在管范之学上是没有他这样的造诣的。
    当然，“常平仓”制度也不是糜竺发明的。
    因为早在前汉宣帝时（前54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就在边郡设仓，明确“谷贱增价籴入，谷贵减价粜出”，并定名“常平仓”。
    只是汉宣帝刘病已驾崩后，继位的汉元帝大肆重用儒生，全面以儒治国。
    结果初元五年（公元前44），掌权的儒臣借口关东连年灾荒，常平仓与民争利，遂将常平仓与河套阴山地区的北假田官、盐、铁官等一同废罢。
    前汉之亡始于元帝，实在是最客观不过的评价！
    而前汉都没有全面推行，等到光武立国之后就更不可能了。
    本朝能得以立国，本来就是和地方的豪强、士族妥协出来的。
    因而当光武帝驾崩之后，明帝准备重设常平仓时，又因儒臣刘般反对作罢。
    然而究其根本，儒臣抨击的“与民争利”，不过是与地方豪族争利罢了。
    要知道“常平仓”的存在，最是能克制豪强操纵粮价，掠夺民财。
    这点从“丰年粮荒”就能可见一斑。
    无数自耕农就是这样被豪强折腾的不得不卖田卖身，成为农奴。
    太守、县令年年打击豪强，说不定都不如推行“常平仓”的效果大。
    毕竟前者不过是清除枝叶，而后者则是用一把名为“经济”的宝剑朝着地方豪族的根基上砍去。
    幕府，政事堂。
    在看完糜竺的万言书后，魏哲不由感慨连连：
    “却是我眼拙了，未想到糜子仲竟然有此经国之才！”
    此言一出，左右两侧案几旁的国渊、荀攸顿时不由诧异的放下奏疏。
    糜竺他们是见过的，也没觉得此人如何呀？
    魏哲见状没有多解释，只是将手中的策书递了过去。
    “都看看吧！”只见魏哲由衷的赞叹道：“此策利国利民，当推行天下！”
    听到魏哲给出这么高的评价，两人越发好奇了。
    于是荀攸、国渊两人当即放下手中的事务，凑在一处浏览起来。
    在看见糜竺请求“复设常平仓”，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时，两人还只是微微颔首，认为糜竺颇有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刺史。
    可当两人看见糜竺倡议设立“义仓”，取“民间储蓄以备水旱”之理，专用于荒年无偿赈济，以形成“常平保市价，义仓赈灾荒”的双轨制时，两人都不由眼前一亮。
    尤其是糜竺还在策问中写道，可令富户商贾按等出粮，理同“算缗令”时，两人都不由陷入深思。
    情感告诉两人糜竺这么做有些近似于法家酷吏，但理智却让两人觉得这么做貌似不失为济世良方。
    见此两人这个反应，魏哲顿时微微一笑。
    其实刚看到这个建议时，他的惊讶不比两人少多少。
    一来是因为糜竺的这个建议无疑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二来则是因为他有些太超前了，竟然提出了近似于“高收入者所得税”理念。
    按照糜竺的说法，寻常黔首于田间地头忙碌一年也不过饱腹，如此方才配得上三十税一，此为宽以养农。
    但富商巨贾不事农桑，却能以货通天下而致暴富，窃万民之利而肥己，此乃大盗也，故此当苛以重税。
    他甚至直接拿自家糜氏举例，分析每年收入多少应该缴税多少。
    如此一上来就献祭自家的架势，着实看得魏哲有些佩服。
    毕竟若依糜竺之言，东海糜氏每年的税率可就接近“五税其一”了。和黔首百姓“三十税一”的标准相比，糜氏相当于翻了六倍。
    好家伙，别人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到糜竺这则是新官上任先砍自家一刀。
    别的不说，就这凶残劲儿青州残存的豪族估计都看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