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遗弃的人，一个绝望的人，对自己的一切都已心灰意懒，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或许也不相信上帝。在那几个月里，亨德尔每到晚上都在伦敦的街头踯躅。但都是在暮色降临之后他才敢走出自己的家门，因为在白天，债主们拿着债据在门口堵着他，要拽住他；而且在街道上，向他投来的也都是人们那种冷漠和鄙夷的目光。他曾一度考虑过，是否逃到爱尔兰去为好，那里的人们还景仰他的名望——唉，他们哪会想到他已完全颓唐——或者逃到德国去，逃到意大利去；说不定到了那里，内心的冰雪还会再次消融；说不定在那令人心旷神怡的南风的吹拂下，荒漠的心灵还会再次迸发出旋律。不，他无法忍受这种不能创作和无所作为的生活，他无法忍受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已经失败这种现实。有时候他伫立在教堂前，但是他知道，主不会给他任何安慰。有时候他坐在小酒馆里，但是谁以为喝得酩酊大醉就会有飘然而又纯洁的创作灵感，那么结果无非是劣质的烧酒使他呕吐不止。有时候他从泰晤士河的桥上呆呆地向下凝视那夜色一般漆黑的静静流淌的河水，甚至想到是否一咬牙纵身投入河中一了百了更好！他实在不能再忍受这种令人压抑的空虚、这种离开了上帝和人群的可怕寂寞。
每到夜间，他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在街上徘徊。1741年8月21日，那是非常炎热的一天。伦敦上空好像盖着一块正在熔化的金属板，天气阴霾、闷热。而亨德尔只有等到天黑才能离开家，走到格律恩公园去呼吸一点空气。他疲倦地坐在幽暗的树荫之中，在那里没有人会看见他，也没有人会折磨他。现在，他对一切都感到厌倦，就像重病缠身，他懒得说话，懒得写作，懒得弹奏和思考，甚至厌倦自己还有感觉和厌倦生活。因为这样活着又为了什么呢？为谁而活着？他像喝醉了酒似的沿着蓓尔美尔街和圣詹姆斯街走回家，只有一个渴望的念头在驱使他：睡觉、睡觉，什么也不想知道；只想休息、安宁，最好是永远安息。在布鲁克大街的那幢房子里已经没有醒着的人了。他缓慢地爬上楼梯——唉，他已经变得多么疲倦，那些人已把他追逼得如此精疲力竭——他迈出的每一步都十分沉重，楼梯的木板咯吱咯吱直响。他终于走进自己的房间，把打火机打着，点燃写字台旁的蜡烛。他的动作完全是下意识的、机械的，就像他多年来的习惯一样：要坐下身来工作；他情不自禁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因为以前他每次散步回来，总要带回一段主旋律，他一到家就得赶紧把它记下来，以免一睡觉就忘掉。而现在桌子上空空如也，没有一张记谱纸。神圣的磨坊水轮在冰冻的水流中停住了。没有什么事要开始，也没有什么事要结束。桌子上是空的。
伦敦一条以俱乐部密集而著称的大街。
但是，不，桌子上不是什么也没有！一件四方形的白色纸包不是在那里让人眼睛一亮吗？亨德尔把它拿起来。这是一件邮包，他觉得里面是稿件。他敏捷地拆开封漆。最上面是一封信。这是詹宁斯——那位为他的《扫罗》和《以色列人在埃及》作过词的诗人写来的信。他在信中说，他给他寄上一部新的脚本，并希望他——伟大的音乐天才能对他的拙劣脚本多加包涵，希望能仰仗他的音乐翅膀使这脚本飞向永恒的苍天。
亨德尔霍地站起身来，好像被什么讨厌的东西触动了似的。难道这个詹宁斯还要讥诮他——一个麻木不仁、已经死了的人？他随手把信撕碎，揉成一团，扔到地上，踩了几脚，怒声骂道：“这个无赖！流氓！”——原来这个不机灵的詹宁斯恰巧碰到了他那最深的痛处，扒开了他心灵中的伤口，使他痛苦不堪、怒不可遏。接着，他气呼呼地吹灭了蜡烛，迷迷糊糊地摸索着走进自己的卧室，和衣躺在床上。泪水突然夺眠而出。由于激怒和虚弱，全身都在颤抖。唉，多么不公平的世界呵！被剥夺了一切的人还要受人讥诮，饱尝苦楚的人还要遭到折磨。他的心已经麻木，他的精力已经殆尽，为什么此时此刻还要来招惹他？他的灵魂已经僵死，他的神志已经失去知觉，为什么此时此刻还要求他去创作一部作品？不，他现在只想睡觉，像一头牲口似的迷迷糊糊地睡觉，他只想忘却一切，什么也不想干！他——一个被搅得心烦意乱、失败了的人，就这样懒洋洋地躺在床上。
但是他无法入睡。他的内心非常不平静，那是一种由于心情恶劣而莫名的不平静，满腔郁火就像暴风雨的海洋。他一会儿从左侧转身到右侧，一会儿又从右侧转身到左侧，而睡意却愈来愈淡。他想，他是否应该起床去过目一遍脚本？不，对他这样一个已经死去了的人，脚本又能起什么作用呢！不，上帝已让他落入深渊，已把他同这神圣的生活洪流隔开，再也没有什么能使他振作起来！不过，在他心中总是还有一股力量在搏动，一种神秘的好奇心在驱使他；而且，神志不清的他已无法抗拒。亨德尔突然站起来，走回房间去，用激动得发抖的双手重新点亮蜡烛。在他身体瘫痪的时候，不是已经出现过一次奇迹——使他重新站起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