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犹如谈心的语言就已显示出，这部关于个人对国家关系的理论著作，是一个已经退职的、对社会的一切热情都已消失的人留下的最后遗作。《论义务》是写给他的儿子的；西塞罗坦率地告诉自己的孩子，他不是出于漠不关心而从公众生活中隐退，而是因为他作为一名自由的有识之士和罗马的共和派分子，认为替独裁统治效劳有失自己的身份和尊严。西塞罗说，当这个国家还被那些由他自己所选择的人掌管的时候，“我一直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把我的才能和计谋奉献给国家。可是自从一切都处于一手遮天的独裁统治之下以来，为公众服务——或者说为权威机构——元老院、法庭等所留的空间已不复存在。”自从元老院被架空和法庭被终止以来，尚有几分自尊的他还能在元老院里——或者说在元老院会堂的圆形论坛上谋求些什么呢？此前，为公众服务，即政治活动已经窃取了他自己的太多太多的时间。“未曾给这位从事写作的人予以闲暇”（拉丁语：scribendiotiumnonerat）。他也从未能够以自成一体的完整形式写下自己的世界观。而现在，由于他被迫不再从事国务活动，他至少打算要好好利用这种闲暇，去应验西庇阿说过的那句十分精彩的话——西庇阿曾在谈到自己时说过：“当他在不得不无所事事时，他所做的事从不会更少；当他孤独一人时，他从未感到更寂寞。”
    西塞罗在政治上宣扬君主、贵族和骑士相结合的国家制度，反对扰乱现存的奴隶主国家的秩序。小西庇阿（publiuscorneliusscipioaemilianusafricanusminor,约公元前185—前129年），古罗马统帅，著名演说家，大西庇阿长子的养子。公元前147年任执政官，率军进攻北非，次年攻占迦太基，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罗马人授予他“阿非利加征服者”称号，公元前142年任监察官，公元前134年再任执政官。爱好希腊文艺，庇护希腊学者文人。
    西塞罗这时候向儿子阐述关于个人对国家关系的各种思想常常不是新的和原创的。这些思想结合了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和平时接受的知识，因为一位雄辩术家纵使在60岁的时候也不会突然成为一名诗人，这好比一位辞书编纂家不会突然成为一名原创作家一样。可是在这部著作中，西塞罗的思绪由于通篇忧伤和怨恨的语气而获得一种新的哀婉动人的感染力。这是一位真正富于人性的英才在流血的内战之中和在古罗马的权贵集团与各派的亡命之徒为权力而斗争的时代之中所做的一个永恒的梦：通过道德上的认知和安抚的途径争取让世界赢得和平——就像在那样的时代里总会有不少人做这样的梦一样。西塞罗说，正义和法律——唯有这两者应该是国家的坚强支柱。不是让蛊惑人心的政客去掌握政权，而是内心正直的人一定得去掌握政权，从而保持国家中的公正。没有人可以想方设法将自己的个人意志——从而将自己的为所欲为强加给人民；拒绝服从任何一个从人民手中夺走领导权的野心家，是一个人应尽的义务。作为一个不屈不挠有独立思想的人，他坚定地拒绝和任何一个独裁者结盟，并拒绝在他手下服务。
    在西塞罗的哲学思想中，伦理学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绝大多数哲学著作都是讨论善的本质，以及社会生活中为人的道德准则和人与人之间应尽义务的问题。西塞罗非常熟悉当时希腊哲学的四个主要学派（即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和学园派）的学说，西塞罗的伦理思想虽然吸收了许多学派的观点，但总的说来比较倾向于斯多葛学派的伦理思想，尤其是罗马的斯多葛派创始人帕奈提奥斯（panaetius,约公元前185—前109年）的伦理思想。《论义务》一书充分反映了经西塞罗综合但又自成一体的伦理思想。他固然信奉斯多葛学派的基本学说，却又试图改变斯多葛学派刻板严肃的特点，使之具有新的人道主义的色彩，同时注重伦理学在实践中的应用。他在伦理学上的基本主张是：抑制欲望，认为幸福在于追求美德：而不在于任何物质保证。凯撒和屋大维曾多次向西塞罗表示，愿意与西塞罗结盟，但均遭西塞罗婉拒。
    西塞罗论证说，暴政侵犯每一种权利。只有当每一个人不是企图从自己的公职中获得个人的好处，不是企图在社会利益的背后隐藏自己的私利，真正的和谐才能在国家中实现。只有当财富不被大肆挥霍而成为奢侈与浪费，而是得到妥善管理，并被转化为精神文明——文化艺术等；只有当贵族阶层放弃自己的傲慢，只有当平民阶层不让自己被善于煽动的政客们收买，并且不将国家出卖给某一个派别，而是要求得到自己的天赋权利时，国家才能健康发展。就像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都赞美调和折中一样，西塞罗要求对立的社会阶层和睦相处。罗马国家不需要苏拉这样的人和恺撒这样的人，而另一方面也不需要格拉古兄弟这样的人。独裁是危险的，革命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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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张社会各阶层和睦相处，是西塞罗的重要政治思想之一。苏拉（luciuscorneliussu,公元前138—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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