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自是会分晓，我若收早告诉他了，十二哥儿如何能激动不已？”
“我看女婿是个沉稳的性子，定然不会大喊大叫的。”
曹利用嘿嘿笑了几声：
“甭管，明日一早，咱家便全都出发前往贡院外，提前占个好位置，去瞧瞧热闹。”
“倒也好。”
曹夫人应了一声。
一般待到金榜题名的时候，东京城才会有许多权贵观看。
主要是想要与新科进士联姻。
如此一来绑定家族后，新科进士为官后，也就有了裙带关系，在官场当中也能得到照拂。
双赢的结果。
有宋一代，奉行崇文抑武政策，文人士大夫的地位被提高到从未有过的高度，往往一首小诗、一篇小文，就能名扬天下。
然而，单有才气、名气，是不可能轻易进入官僚阶层的，
即使靠运气或者祖上的荫德受了官爵，也会因为功名来得太轻巧而被人耻笑和鄙薄。
所以，文人要堂堂正正步入上流社会，成为峨冠博带中的一员，必经科举考试，这在当时乃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别无他途。
有些恃才傲物的文人哪怕已经受恩荫封了官，也仍然坚持参加科考，不屑于坐享其成。
文人一旦金榜题名，则从此锦衣玉食，一世无忧，而且腰板挺得笔直，踌躇满志。
但是如今随着越来越卷，东京城的富贵人家已经不满足于殿试过后再进行榜下捉婿，而是要提前锁定目标。
省试就是一个极好的途径。
通过省试，举子半只脚就已经踏进了大宋官场。
他们自是要努力为自家女儿抢夺一个有前途的好夫婿，同时也是为了家族着想。
宋代平民子弟通过科举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同时，官僚阶层的子孙也在进行着社会流动。
他们中，有的可能是“皇恩浩荡”，或一代比一代强，所以能够保持自己的家业不墮，甚至继续向上流动。
但是，俗语说，“富不过三代”。
大多数的官宦人家，必然是向下的社会流动。
如太宗末年出任宰相的吕端，有“吕端大事不糊涂”之称。
因为他力拥真宗为帝，真宗继位后对他一直照顾有加。
就是这样一位元老重臣，咸平三年（1000）去世后，至景德二年（1005），仅五年时间，家道就迅速中落，负债累累，其子孙、兄弟，“又迫婚嫁，因质其居第”。
真宗为此出内府钱赎还之，“又别赐金帛，俾偿宿负”。
另一位真宗朝宰相毕士安，出任显仕多年，他去世后，“四方无田园、居第，没未终丧，家用已屈”。
幸亏王旦给他提了一嘴，真宗皇帝才从新赐给他家五千两，给他两个儿子、一个孙子授官。
这种情况不仅北宋大量存在，南宋也不少见。
因此，当时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士大夫，已经深感世代保持家业的不易。
曾与吕端并相的李沆，治第封丘门内，厅事前仅容旋马，有人向他提出，以为太隘。
李沆回答道：“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
就算是配享太庙的李沆，当真如他所说的那般。
几个儿子早夭，如今他儿子也不过是个正八品的大理评事。
可是这种官是阶官！
（就是寄禄官，家族全都靠着女婿王曾撑着，关键王曾还没有子嗣，落寞是早晚的事）
而名相李沆的孙子，确实是一丁点信息都没有，连个官身都没有了。
这类情况的普遍出现，致使宋人有“盛衰之变，何其速也”之叹。
宋代官员俸禄优厚，恩荫盛行，官僚阶层的沉沦，当不至于如此迅速堕落。
就算大宋恩荫盛行，官员也无法可以通过恩荫，让子孙世代做官，以保证门第之不墮。
宋代恩荫不仅授官低，而且升迁亦远较进士出身者缓慢。
即使位极人臣的宰相之子，亦只授从八品的将作监丞。
多数官员的余亲，只能授试衔、斋郎之类长期不得放选又无具体差遣的小官。
小官的俸禄，温饱即可，若是家里人口太多，那还得省吃俭用才行。
与进士出身者相比，恩荫出身的官员升迁也缓慢得多。
年轻从政，白首归家。
大多数人终生在“选海”中翻滚，进不了京官行列。
陆佃之舅边珣，自仁宗朝前期以父荫入仕，历官数十年，致仕前仍然只是一个选人资序的两使职官。
著名政治家、科学家沈括，仁宗至和元年（1054），以荫补为官。
虽政绩卓著，结果仍然只是一名县的主簿。
后来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一纪从师，讫无一业之仅就；十年试吏，邻于三黜而偶全。”
不仅改官遥遥无期，就是芝麻小官亦几乎不保。
然而，自嘉祐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