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件事就是，有一天早上，我忽然听到外面一个女人在尖叫。
我和小肥爬起来，跑出大门，看到了吃惊的一幕。
一个男人正在调戏一个女人。
这个男人是昨天刚来的篾匠。
这个女人经常来这里玩，三十岁左右，神智似乎有点不清。
今天早上，她刚步入这个院子，就被这个男人盯上了，开始动手动脚，吓得女人连连尖叫。
我们出去时，这个女人正在前面跑，男人在后面追，俩人就围着房子绕圈圈。
我们来了，这个男人停手了没有？
没有，他一直在追。
我们年纪小，目睹这一切，自然不敢吱声，只是看着，认真地看着。
看着他把女人按倒在地，成不成功，我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他把这个女人按在地上后，女人就喊出了痛苦的呼救声。
我们站在一旁，无动于衷，当然还是有点气愤，觉得不应该，但只是心里想一想，我们没有任何行动。
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应该煽自己两个耳光。
但没办法，当时年纪小，害怕，不敢上前。
若干年后，我又第二次去了利民村。
这时的我已经在长沙工作，从事宣传报道工作。
我主要的任务就是写你好，我好，大家好，领导好，领导最好，世上只有领导好之类的宣传稿件。
但也写社会新闻稿件。
一天，我在网上忽然看到了桃坑山区发生了虫灾，也就是蝗虫灾。
我们叫蚂蚱，其实就是蝗虫。
小时候，我看了一部电影，讲述的草原蝗灾。
真是非常的恐怖。
天上地上全部是蝗虫，所过之处寸草不生，令人咋舌。
想不到我的家乡也发生了。
我自然高度关注，立即回乡开始调查。
我首先想到的是利民村。
因为这地方是最山的山区，应该是蝗虫重灾区。
在一个亲戚的介绍下，我租了一个姓邱的摩托车去利民村。
当时此人正在建房，接待我的是村党支书记，具体姓名不记得了。
他非常自豪地说，这户人家建的是红砖屋，是我们村第一栋红砖屋。
的确，客家人的房子都是泥巴屋，红砖屋是当时最高等级的房屋，是有钱人的象征。
他带我参观了蝗虫事发地，并讲了许多虫灾故事。
我又采访了当地农技员，询问当地虫灾情况。
当然，我采访了乡党委书记肖书记。
他提供了许多当地政府抗虫防虫的经验介绍材料。
但我的兴趣点不在这里。
来之前，我已经跟《新周报》沟通好了，他们要我以《新周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去采访，稿件写好后，我立刻传给了他们。
他们看后，表示马上用，但我心里又打起了小九九，我希望家乡的报纸也采用这篇稿子，于是，我又传给《株洲晚报》。
《株洲晚报》的编辑看后，表示发整版，并要我把银行卡号发给他，准备发稿费。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株洲晚报》没有发，原因是市宣传部审批没有通过。
其实，我很清楚，我的稿件只是单独地报道虫灾，没有报道当地政府抗虫救灾的事迹，这种稿件在市报肯定不能发。
当然，《新周报》发了，并且是以《新周报》特约记者名义发。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发了这一期的《新周报》，之后意外停刊，其中内情不宜公开，结果我成了中国史上最短命的特约记者。
还有一个客家人的事也值得说说。
我在亲戚家吃饭的时候，有人说起了一个人，他姓郭，以前伪造假币判刑，现在在搞工艺品。
我虽然搞新闻报道，但也写纪实稿。
当年纪实稿火遍大江南北，《知音》、《家庭》等杂志需要大量的纪实稿，并且是千字千元。
非常高了，一篇六千字的纪实稿就有六千元，而我当时的工资只有几百元，自然，我加入其中。
现在听到这个信息，我立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姐夫尹观华的带领下，我采访了郭先生。
采访很顺利，他向我介绍了有关情况，回长沙后，我只用一天时间就写出了初稿。
我的目标是《知音》，结果不顺利，二审拍死，后来在《高墙内外》杂志发表了，但影响力太小，几乎没有水花。
我自然不甘心，又联系了《湖南广播电视报》，可惜它是一星期出一期，稿件已经排到二个月后。
我又联系了《三湘都市报》，它有一个特别报道，专门发纪实稿。
结果第二天稿件就发出来了。
反应很强烈，尤其是在客家群体中引起了许多议论。
很多人对郭先生热嘲冷讽，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在一些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