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承包了这家饭店，我在里面卖票，就卖票，不干其它，包括扫地之类活。
我印象中真的没干过，主要是不愿意干，原因是没有动力，总想飞出这个家。
我居住的地方在茶陵县桃坑乡。
这个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偏僻。
坑口街虽然是桃坑乡的中心点，但外出全是山路，去县城需要走一天的山路，爬上爬下，翻山越岭，腿都会走断。
我随父亲走过一次，天刚麻麻亮就出发，走到晩上八点才进城，我的脚整整痛了三天三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通的车，是一条土路，车子飞过，路面上往往刮起一条长长的黄色尘埃，经久不散。
很多客家人做梦都想飞出这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
谁料，这样的机会竟落到了我的头上。
这天，桃坑乡供销社一个人气喘吁吁地对我说，快！你父亲来电话了。
我父亲找我的话，一定会把电话打给乡供销社，而供销社的人而会很乐意告诉我。
因为我父亲是这里调出去，在县里单位也是有一定领导职务，所以大家都十分愿意帮这个忙。
我飞速跑到了山凹上的供销社。
父亲在电话里明确地说，你赶快来县里，参加体检。
原来我被长沙一家单位录取了。
我十分地兴奋，也非常激动。
这是我人生命运的转折点。
我返回坑口饭店后，烧了一桶水，洗了一个热水澡。
我要干干净净去县城。
第二天清晨，我就上客车。
这时桃坑乡已经通客车，每天有一个班车发往茶陵县城。
下午二点多时，县城有一个班车发往桃坑乡，车到了这里就不走了。
司机和卖票的姑娘住在乡政府，第二天早上六点，出发去县城。
六点时分，桃坑山区还是昏暗一片，尤其是冬天，往往是漆黑一片。
由于兴奋，我几乎一夜未眠，晚上四点就起了床，不停朝窗口外张望，期望天快快亮起来。
但天空始终漆黑。
当年山区的夜不比城里，是真正地黑，伸手不见五指。
不过，难不倒我，毕竟天天走，即使闭上眼睛，也能摸到停车的地方。
每天去县城的人其实并不多，我到的时候只有我有一个人，之后又上来四、五个，然后就走了。
当然，车要经过湖口、下东等地，这些地方会有大量的人涌来，到达县城时也是满满的一车人。
到达县城后，我往父亲的住地奔去。
他住在县副食品公司。
见到他，他立即说，快走！去体检。
在县人民医院门口，我见到一男一女两个人。
后来我才知道，是单位的毛科长和计生办王主任。
这个毛科长讲得一口流利的长沙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长沙话，觉得格外地动听。
到了长沙，我努力学讲长沙话，但总是学不好。
长沙人听了觉得我讲的是客家话，客家人听了觉得我讲的美国话。
反正讲不好，后来就不讲了。
毛科长话讲得好听，人也很客气，他十分热情地跟我握了一下手。
当时，我还是很紧张，录不录取就是他一句话。
还好，体检合格，我最终被录取。
后来，我们成了同事，此时的他是单位副总经理，而我是党委工作部部长。
我竟然发现他不是党员，我惊讶极了。
他是一位很优秀的同志，这样的人不发展，发展谁？！
我立刻把他列为当年发展对象，次年就入了党，不知算不算一种报恩？
体检合格后，我带毛科长去湖口镇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当时，桃坑乡有乡政府，但无派出所，我们的户口都在湖口派出所。
毛科长有点担心我犯了事，在我们招录的这批当中，有一个就犯过事，政审不过关，被刷了下来。
他要我在门外等，他自己去派出所。
过了半个小时，他笑吟吟地说，还好，派出所的人说，你表现还可以，很爽快地办理了户口迁移。
当然，我还有一关要闯，就是需要乡政府盖公章。
我不能肯定他们会不会盖，于是，我要父亲给乡政府打一个电话。
我记得很清楚，是晚上八点左右。
我父亲打过去，电话很快通了。
我父亲讲清了来意，十分意外的是，对方十分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我赶到乡政府，吴主任很快地盖了章，他说，只要符合规定，盖章没有问题。
手续办好了，年后我就可以去长沙上班了。
我们茶陵这一批去长沙的，有六个人，其中五个是茶陵城里人，只有我一个是乡里人，而且还是十分偏僻的山区乡。
当年城乡区别还是非常大。
城里人是有点瞧不起乡里人，尤其客家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