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以前，汉人是没有什么强烈的华夷之辩的，因为汉人统治没有跟胡虏长期对抗、最后甚至被灭的凄惨记忆。大家觉得谁做皇帝都只是改朝换代、“易姓改号”。
历史上正是后来宋、明两次被游牧入侵覆灭了，汉人才有了这个意识。
在北宋时，这种意识有一定的民间和学术基础，但因为被打得还不够惨，这种意识始终比较朦胧，没能清晰总结出来。
既然如此，赵子称就帮他们总结出来，让天下的大宋子民提前意识到这一点，便于将来坚定抗金。
赵佶被贤侄这番惊世骇俗的言论，说得半晌回不过味来。
冷静下来后，他敏锐地意识到，贤侄这番话，同样是可以被他利用的，因为明显这有利于抗辽、灭辽、灭夏，有利于团结天下汉人，加强对外作战的凝聚力。
但是隐患也很明显，按赵子称的学说，破天荒地第一次引入了“天命不是始终存在的，不是每时每刻必须有一个统治者承载着天命的”。
天命是可以短暂断绝的，可以全天下某一时刻谁都没有天命。只要亡天下了，衣冠礼仪不存在了，那个时刻就可以没有天命。
天命居然可以是“无”的状态。
要不要采纳这种学说？赵佶陷入了挣扎。
而且他很快发现，如果采纳的话，好处还不止于此，因为还可以让本朝之前的历史变得更简单纯粹，便于黔首理解。
将来就没有什么五代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史观叙事就只有“大唐亡于异族，而大周和本朝从契丹人的兽蹄之下重新开天辟地重建天下。
大周因为柴荣一己血脉的私心，拯救天下黎民拯救得慢了，太祖不忍，才亲自接过，只为加速二十年更快完成拯救。
而太祖为了对得起柴荣，为了确保自己驾崩时不至于再犯跟柴荣一样的私心、因为新君年幼、放缓驱逐鞑虏的速度，这才放弃了自己血脉的继承权，传给了弟弟”。
这个故事，可比什么梁唐晋汉周容易记得多了，听起来也正义伟大得多。
代价则是汉人衣冠礼仪被抬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未来的皇帝必须是民族利益、衣冠礼仪文化利益的代言人。
在没有这套学说之前，皇帝是不存在民族的，他可以出卖民族的利益。
用了这套学说后，皇帝的正统性就和本文化认同族群的利益绑定起来了，再做卖国求荣的事情，可就会“失去天命”了。
利弊得失，还是需要权衡的。赵佶决定回去之后，再找人讨论讨论，酝酿一下。
不过赵佶原则上还是觉得，这套东西也是有用的，绝对利大于弊，可以借鉴采纳——而原因还是那个原因，他太自信了。
他觉得，他赵佶是不可能出卖天下和民族的利益的，他即将吞辽灭夏，怎么可能割地赔款？
所以一项“能让吞辽灭夏者更辉煌、让割地赔款者更屈辱”的变革，对他来说当然是利大于弊了。
在内心敲定了这番见解后，赵佶又听贤侄和陈东等人，最后稍稍聊了一些查漏补缺性的扫尾话题，算是补全了个别学术短板。
只听赵子称最后卖弄道：“一旦按照我这套史观修五代史，则十国也不复存在，倒不是说天下没有十国的割据政权，而是本来就远远超过十国！凭什么说只有十国！
大唐灭亡时，从大唐故土上分裂出来的割据者，至少也要算十二国！因为高丽国的王建正是在我大宋之前四十年建的国，当时是梁唐血战之际，而交趾国的丁部领也是在。
只不过，我们传统说的五代十国，那十国是最终被我大宋灭掉、重新收回来的，而高丽和交趾，就在这唐宋之变中，被分割到了化外，从此百余年一直没收回来！后世史官为了迎合上意，只写十国，讳言那一直收不回来的两国！
同理，其实还有滇南的大理国，但考虑到大唐时滇地也有南诏国与大唐持续混战，始终不曾被大唐吞灭，所以大理国情况可以酌情放宽一些，我们可以不将其列入严格的大唐故土，虽然早在大汉的时候，汉帝就曾征伐西南夷平定滇地设郡，诸葛武侯也曾平定南蛮，掌控滇地。
所以，哪怕按最严格的标准，若照我说，天下从来就不曾有过什么五代十国，有的只是唐宋之变，和十二国！恢复大唐故土的伟业，至今还没有完全完成！
而当年唐太宗驱逐突厥时，也只是在‘前隋没有历史积欠’的情况下，在他本朝完成了驱除草原游牧胡虏的功绩罢了。
本朝若有圣主完成如此壮举，那就不仅仅是完成唐太宗的功绩，更是在帮唐朝还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后面数百年的历史欠账。所以完成这一切的圣主，功业自然也远超唐太宗了。”
赵子称这番话，道理上倒是确实没错的。
同样是干掉胡虏，两者难度不一样，功业也不一样。宋朝要完成这一切，难度要大得多，而且还要还前朝的历史欠账，很多历史遗留问题，不光是唐亡之后才埋下的，而是唐中期朝廷失去天下的实控权后，就已经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