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目前而言。
草原与内陆的经济是最互补的。
内陆需要草原的羊皮、牛皮、牛羊、牛角、马匹、兽皮等，这些是大草原的独特优势，物美价廉，而内陆无数的商品，包括民生物资，更是大草原需要的。
反而是东南亚，乃至海外贸易。
无非是把大明的商品卖出去，而海外却没有大明所需要的商品，只有一些玛瑙、象牙之类的奢侈品贸易，唯独好一些的是香料贸易。
把自家土地的东西生产出来卖出去，赚再多的钱，耗的是自家精血。
把别人的东西买进来。
或者把别人土地上的东西运进来，经过加工生产再卖出去赚钱，虽然辛苦些，其实也划算的。
从生产力价值而言，如今农业社会下，大草原与内陆的贸易经济，远比海贸奢侈品贸易重要的多。
只不过前明因为不重视经济，导致宝钞失败，以至于前明社会经济发展之下，市场上极度缺钱，国内的白银远远不够使用，而宝钞又无法使用，才有了用自家的商品去换别人的白银。
到了大清。
虽然西方国家进入了工业社会，工业商品物美价廉，超过了中国的商品，但是大清的百姓极度贫穷，缺乏消费需求，所以再多的商品，没有需求也就没有了价值。
因此英国人找到了鸦片。
利用鸦片这种商品激发大清百姓的消费需求。
为了购买鸦片，什么都可以卖掉。
穷人把自己仅有的，用来保障自己生活的物资给卖掉，去换取自己需要的鸦片，当时的英国挣的就是这种钱。
用鸦片代替商品刺激需求。
既然如此。
那么应该如何治理关外呢？
当然不能任由商人们压榨牧民，以至于牧民变得极度穷困，最后生活不下去，那么现在所在的一切都白费了。
所以需要良性的循环。
商人们挣钱，牧民们过上安稳的生活，军人得到保障。
商人们挣到更多的钱，必然会追求扩大市场，那么扩张就来了，这个扩张是无法控制下来的。
因为商人不止一个。
挣到钱的商人，哪怕他不想再扩张，也会有新的商人去抢占新市场。
哪怕风险再大。
只要有利益的存在，就阻挡不住商人们的诞生。
因为商人本身就是老百姓。
除非垄断。
不让别人进入。
否则无数的老百姓想要致富，倾家荡产的去投资，哪怕输得一无所有，但也还会有新的百姓去投入，要通过经商来致富。
这就是市场调节。
有钱就去投，输了也不影响。
钱投入了市场，花了出去。
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一变二，二变四，带来成倍的价值。
这个地方过剩了。
市场会给出反馈。
这个地方有需求。
市场也会给出反馈。
最怕的就是干预市场，让市场无法及时给出反馈。
小事情变成了无法收拾的大事情。
原本只是几个商人破产，变成了全民受罪。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商人占据了太多的生产资料，同样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垄断就代表了权力，商人就不再是纯粹的商人。
所以需要遗产税等各种税收。
如遗产税甚至收一半。
普通人家几十两几百两的遗产没人在意。
但是几万两，乃至几十万两，几百万两的遗产，那就要收一半以上的遗产税。
实际上起到勋贵们世代降级一样的效果。
勋贵们最初也是世袭罔替的。
人家最初被世代降级，几代人之后就啥也不剩，最初同样没有哪家勋贵能接受，人家也认为是自己祖上传下来的爵位，最后还不是接受了。
商人同样没资格反对。
只不过在地主阶级取代贵族世家阀门后，统治者忘记了对地主商人们的权力控制。
土地也是遗产。
地主一代传一代，一代积累一代，小地主变成大地主，这就是失控。
几十亩甚至几百亩土地的遗产可以不用理会。
几千亩，甚至几万亩，几十万亩的土地遗产，同样要征收绝大多数的遗产税。
不过这些都是自己想想而已。
自己现在要是敢这么做，恐怕明天就死在了街头。
王信忍不住笑了笑。
还是把眼前的胡人问题解决掉。
有了清晰的认知，王信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才对。
发现王信的笑容，额尔敦反而紧张了起来，低着头一副恭敬的态度。
要知道。
当初冯庸在关外的时候，也没有哪家台吉如此低姿态。
“我说的行周礼，很多人以为我故意找借口打击胡人而已。”王信叹了口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道理，你我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