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是无垠的夜空，云朵如大海般翻涌，机舱里静悄悄的，绝大部分旅客都进入了梦乡，只有赵阳却还在细细回味郭坤的话。
是啊，在人类没有到来前的亿万年里，南极总是那么的洁白无瑕。
如果因为欲望和贪念而卷入纷争甚至战火，那才是文明发展历程中的莫大悲哀。
九月正值澳大利亚的冬末春初，所以即使代表团抵达堪培拉的时候已经临近中午，但空气中依然夹杂着丝丝凉意。
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早早就在等待，稍加寒暄后便马不停蹄赶往位于市中心的酒店下榻，车程只需要二十来分钟，但赵阳和老沈还是抓紧每分每秒开始调试设备。
优秀的记者都有着自己的专属“武器库”，而相机必定是重中之重。
老沈用的是去年才刚推出的新款华夏821相机，体型小巧方便随身携带，搭配六片四组双高斯镜头非常适合场景的抓拍。
而赵阳则是钟爱经典的虎丘35-1相机，由苏州照相机厂在1972年开始研制生产，选用三组四片天塞结构的45f28镜头，以其卓越的画质在我国摄像领域畅销多年。
两人从里到外将相机的每个部件都擦拭检查了一遍，但心中的忐忑并未减轻半分，这紧绷的状态落在郭坤的眼里，让他想起了当年刚从军事科研转到极地科考方向的自己。
70年代末的时候，郭坤他们奉命开始筹备南极考察工作，那完全是一片未知的领域，手里连正儿八经的资料和图件都没有，最后还是光明日报的老友金涛跑遍了北京城的旧书店，这才寻到一本1936年出版的《两极区域志》以作参考。
短短数年时间里，一群极地科学工作者凭借着难以想象的决心和毅力，在日本、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多个国家的友好帮助下，终于获得了参加《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的资格。
这的确是骄人的成绩，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坦率地说，此次远赴堪培拉，郭坤和赵阳他们一样紧张。
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却是首次在南极国际事务的核心决策会议中亮相，能不能展现大国风采，就连像司马副司长这样身经百战的老外交官恐怕都没底。
时间转眼就来到了会议当天，代表团很早就洗漱完毕，大家都穿上了笔挺的西服并打好了领带，乘坐大使馆安排的专车抵达了会场。
那是一栋白色的豪华建筑，所有参会国家代表都需要穿过旋转阶梯才能进入其中，赵阳和老沈沿路拍个不停，深怕漏过每一个可能载入中国极地发展史的瞬间。
可当跟着引导刚来到主会议厅看到会场情况的时候，代表团所有人的心里便都“咯噔”了一下。
只见会场中心是一排长桌，前方是主席台，左右两侧则又布置了一排桌子。
每张桌子上都摆放着提前准备好的标牌，赵阳一眼扫过去，发现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新西兰等国家被放在中央长桌入座。
而他们中国代表团的则是被安排在了侧面的桌子一端，这是显而易见的主次关系，代表了参会各个国家在南极事务上的地位和话语权。
“郭老师，这……”
赵阳不解，在他看来如今的中国就算要屈居苏联和美国两大世界“霸主”之下，也不可能被摆到如此落后的地位，这与国家的实力全然不符。
“果然如此啊，之前我就有所担忧，没想到还真把我们当成了‘二等公民’。”
郭坤脸色铁青，从他嘴里赵阳知道了原来《南极条约》的组成还有等级之分。
即最初签字的12个原始国家和建有考察站的国家自动获得协商国身份，而后续对南极感兴趣申请加入的国家则被称为缔约国。
协商国可以参加南极各项事务的协商和决策，拥有投票权；而缔约国非但不能保证可以出席协商会议，而且就算像此次中国代表团一样被邀请，在重要议程上也是不具备表决权的。
会议的规则其实外交部和郭坤他们也早就知晓，但没想到这种身份差距会以如此直白的方式展现出来。
一个简单的座次安排尚且如此，后续的议程中还会有多少“区别对待”的环节，这才是让代表团众人忧心忡忡的真正原因。
“我们先入座吧，大家一定要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无论发生什么突发情况，都要做到不卑不亢。”
最后还是司马副司长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快速稳定了其他成员的情绪，并组织大家与会场内其他国家的代表开展了相当富有建设性和气氛友好的交流。
赵阳和老沈都是业务尖兵，很快便与美国、苏联、智利等国的记者相谈甚欢，随着距离会议开始越发临近，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陆续在每个代表团所配备的文件柜摆放了会议所需要的各种资料和图册。
赵阳发现中间长桌上的文件柜被塞得满满当当，而属于中国代表团的文件柜里则空空如也，直到会务准备工作全部结束，也只被放入了议程顺序和与会人员名单这样的基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