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每个县都设有工作委员会，在县动委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动委会和工作团承担着至关重要的使命：致力于搞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深入街头巷尾、乡村城镇，进行抗日宣传，用激昂的话语点燃民众心中的抗日怒火；不辞辛劳地发动群众，让民众意识到自己在抗战中的力量；鼓励、组织热血青年参军入伍，为抗日队伍注入新鲜血液；推行二五减租政策，改善民众生活，以此凝聚民心，共同抵御外敌。
然而，局势却急转直下。国民党县政府里潜伏的特务，像隐藏在黑暗中的毒蛇，暗中窥视并掌握了动委会和工作团的一举一动。这些特务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许是为了维护国民党内部某些反动势力的利益，或许是受到了别有用心之人的指使，向国民党高层提供不实信息，歪曲工作团和动委会的抗日努力，导致这些积极抗日的组织被强行解散。
工作团成员们得知这一消息后，悲愤交加。他们不明白，为何在国家危亡之际，自己一心抗日的行动却遭到如此残酷的打击。但他们并未就此屈服，一些成员在暗中商议，即使组织被解散，也要继续寻找机会为抗日事业贡献力量，在困境中坚守着那份抗日救亡的初心。而这场变故，也让抗日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重重阴霾之下，民众对未来的抗日之路，充满了担忧与迷茫。
1939年，安徽省动委会下属工作团的解散，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层层波澜，在进步青年群体中引发了一次鲜明的阵营分化。那些认同共★★理念、思想进步的有志之士，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入共★★，他们坚信共★★才是真正能够引领国家走向光明、实现抗日救亡的中流砥柱。而亲蒋且思想相对落后的人，则纷纷投向国民党一方。
合肥动委会在这风云变幻中，也经历着人事的频繁变动。其第一任指导员耿家书，本是早期的共★★员，却因账目不清这一棘手问题，无奈卸任，而后远走四川。耿家书的离去，让合肥动委会一时群龙无首。
田兰田在此关键时刻继任。表面上，他担任着指导员的职务，可实际上肩负着合肥工委书记的重任。田南田一心为抗日事业奔走，试图团结各方力量，推动抗日工作的开展。然而，11月的一次保长训练班上，毕业典礼的讲话却成了矛盾激化的。田兰田言辞恳切，针砭时弊，却不慎触犯了国民政府的某些利益。合肥县党部书记路世奎竟公然在讲台上，对着田兰田扇了两个耳光。这一粗暴举动，使得矛盾彻底公开化，让原本就暗流涌动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
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田兰田与李维知先后撤离，转移至无为开成桥一带继续开展活动。组织上迅速做出决策，选派陶明接任田兰田的职务，希望能在这艰难的局面下，稳住合肥地区的抗日工作阵脚，继续凝聚力量，为抗日事业不懈奋斗。在这动荡的时局中，各方力量此消彼长，抗日之路虽布满荆棘，但共★★人始终坚守信念，在困境中顽强探索前行。
在那个局势错综复杂的时期，程明远在县动委会任职，凭借着细致的观察与深入的了解，逐渐摸清了唐县长手下的武装力量——县常备大队的底细。这县常备大队由唐县长兼任大队长，下辖三个中队，总计约150人枪，是一股不可小觑的武装势力。
程明远深知，若能争取到这股力量，对于抗日事业将是极大的助力。于是，他找到唐晓光，与之展开秘密会谈，直言想把这批武装拉出来，壮大抗日阵营。然而，唐晓光面露难色，道出实情：这大队是他从六安带过来的，要想将其整个拉出来，几乎不可能，一旦轻举妄动，定会立刻引起敌人警觉，前功尽弃。
程明远思索片刻后，沉稳地说道：“既然如此，若要不被敌人发现，你从这三个中队里挑选一个，把那些可靠的人以及精良的枪支集中编到一个中队，先做准备。待时机成熟，我会通知你下一步行动。”唐晓光听后，连连点头，对程明远的计划表示认可。
不仅如此，程明远还进一步动员唐晓光，将共★★员安排进合肥县政府工作，以此从内部推动抗日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力。于是，经过一番精心安排，赵平担任了县政府的译电员，赵翅生出任县政府军事科长，褚鸣谷搞谍报，夏冰流担任合肥县抗日工作团团长，余梦平则出任县政府监印。
这些共★★员如同散布在黑暗中的火种，潜伏在合肥县政府的各个关键位置。他们在陈明远的统筹安排下，与唐晓光密切配合，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准备为抗日事业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变革，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一场秘密的抗日布局正悄然展开。
在唐晓光的住处，程明远已秘密工作了两个月之久。这段时间里，局势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而此时，程明远的妻子方毓芬仍在南关亭，尽心尽力地帮婆婆料理家务，对丈夫从事的秘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