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2010年前后，很多像谢超一样，来自农村，最多只有高中文凭的年轻人，靠着在大城市做烤串之类的生意，短短不到5年时间，便挣下了大几十万，不仅在县城买了房，有了自己的车，还风风光光地娶了媳妇，生了娃，过上了富足又儿女双全的美好生活。而像表哥那样，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即便辛辛苦苦打拼五六年也很难存下钱，更别说买车买房、娶媳妇了，连租一个靠近市中心的一居室或两居室，都得咬咬牙。
给谢超打工的时候，我也几次露出羡慕的神情。但与我看法相异的是，谢超反倒羡慕我们这些所谓的大学生。因为对他来说，大学生不只是名称，更是一种身份，它代表有文化、有教养，代表未来充满着无限可能。可惜他这辈子是无缘了。因为没文化，只能做一些小买卖，挣钱的门路很窄。
他知道自己不是上学的料，所以初中一毕业就出来了，不想再浪费时间和精力，再去读高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学习这件事上，我认命。”
对他而言，大学生属于另一个社会阶层，是向上跃迁的阶梯，而他只能陷在依靠体力劳动挣钱的宿命轮回里，并将希望寄托在下一辈身上——只是不知道，下一辈人会不会重蹈上一辈的覆辙。
起初，我对谢超的羡慕之情并不在意，以致工作几年后，才逐渐领悟上大学的好处：简单来说，上大学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过程。
很早就进入社会，拼体力挣钱，看似赢在了起跑线，但后续的加速度有限。随着年龄增长，人的体能会下降，年长的人终会被年轻有体力的人所取代；而脑力劳动者则稍有不同，随着年岁的增长，智力和技能却是可以累加的，甚至会量变引发质变，在职场上跃上新的台阶。当然，职场也存在“35岁现象”，但待遇再差，往往也好过那些体力劳动者。
最直白的例子是，这些如谢超一般卖烤串的人，往往没有社保和公积金的概念。每月一般也不会缴纳，到手的钱是多了，但长远看，却是提前消耗了自己的福利。因此，即便干到60岁，也不见得能拿多少养老金。反而需要为了家里的各种琐事和儿孙幸福，要一直干到实在干不动为止——而这样的例子，谢超跟我讲过不少。对他们来说，打工挣钱没有退休一说，只要缺钱花，但凡还有力气，他们便要一直干下去。而他们也普遍缺乏安全感，不像脑力劳动者，有更多安全保障。
我以为谢超不会成为那样的人，然而不幸找上门的时候，从不跟你提前打招呼。大学毕业并参加工作七八年后，我才从另一个初中同学那里听说了谢超的不幸。
我还没毕业时，谢超便已在县城买了房子和车子，并把老婆孩子接到县城生活。结果第二年，赶上父亲生了一场大病，仅治疗费便花掉几十万。为了治病，市医院、省医院都跑了个遍。虽然国家已经普及了新农合，但能报销的费用十分有限。为了手术费，谢超只好把房子和车子卖掉，姐姐和姐夫那里又凑了五六万，外面又借了四五万的外债，这才凑够了手术费和住院费。结果钱花了，在医院icu病房住了小半个月，却还是没能挽救父亲的生命。给父亲办完后事，谢超便马不停蹄开始挣钱还外债。靠起早贪黑继续卖烤串，3年后，总算是还清了外债。结果刚轻松半年有余，又赶上大儿子患上肥胖症，他带着儿子四处求医无果，2年后，儿子也撒手人寰。
好在他还有一个小儿子，后来总算健健康康地长大了。随着儿子越长越大，谢超身上的压力却一点没有减少。为了儿子在县城读书，谢超又借钱凑了房子首付，买了一个小一居，想着等将来挣钱了，再换个大一点的房子。儿子学习成绩还不错，将来也很有希望上大学，但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谢超的焦虑感，因为将来需要钱的地方太多了。
奥运会过后，北京对户外烧烤的管控开始放松下来，由此导致户外木炭烧烤又开始卷土重来。为了严肃整治这一乱象，2013北京又发布了《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加大了户外烧烤以及室内烧烤的执法力度。这一波行动，导致很多烧烤摊贩关门歇业，谢超的烧烤店也受到了一定冲击。因为烧烤炉过滤器不合规，谢超只能重新采购，而这一折腾下来，不仅耽误小半个月的生意，更增加了经营烧烤的成本压力，加之房租年年涨，但收入却大不如前。
即便如此，总的算下来，在北京做烧烤也比老家做买卖划算。而且回去能干什么，干什么才能养得起全家，也是个大问题。
谢超早就有了回老家陪伴老婆孩子的念头，但他想多挣几年钱再回去。因为房子贷款尚未结清，换大房子也遥遥无期，因此，什么时候是个头，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表哥那边，自从我毕业参加工作后，他的生活才渐渐有了起色。
因为表哥的工作能力突出，3年后，职位逐渐从普通职员变成了小组长，而工资也有了较大幅度提高。表哥终于搬出了那个只要500元房租的局促合租屋，找了一个2000左右、稍微宽敞一些的正规三居室合租房。
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