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生活，是带我们驻队的公社干部老h“教”的。
老h四十多岁，长得尖嘴猴腮，矮矮的留平头，有一双骨碌碌转着的狡黠的细眼睛。被派往我们村临近的大队当工作组时，他是领队。进村后，但见他吹胡子瞪眼，咋咋呼呼，训得大小队干部见他如老鼠见猫，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出。接着，大会小会批斗会，凡与运动沾点儿边的一律押台上站着，由地富反坏和“四不清干部”作陪，斗了个热火朝天。立即，社员家猪被关紧、羊牵进后院，满街游走的鸡，也像一夜间全进了屠宰厂……可就在这节骨眼上，他却忽然关起门睡觉，要我们几个学生想回家就回，想到哪儿逛随便逛。便有人问：“这就算完了？”他鼻孔喷烟，躺炕上不屑地道：“不完还想咋呀？把干部杀了？把社员都阉了劁了？”又有人问：“那……运动安排的那么多内容，怎么给公社汇报呀？”他一挺身坐起，笑道：“说你们是些书呆子，真是‘碗大个瓜，一拃厚的皮——瓜严实了’！脑袋在咱的脖子上长着，材料是人写的，能应付检查就行，还真逼得社员和干部挖咱的祖坟呀？”
一月后该汇报了，他拎着随身带来的大提包，关起房门，烟雾缭绕地写起“总结”。写完后让我看。嗬，大写一、二、三、四下有小写，小写下又有a、b、c、d，什么三“严”四“整”、六“转变”八“澄清”，条理清楚，逻辑严明，洋洋洒洒，配套成龙……看完后我只能竖起大拇指，佩服得五体投地。请教他如何能闭门造出这等好“车”？他拍着鼓鼓囊囊的那个大提包笑道：“简单!这把戏一说就会！平日里勤快些，有把剪刀和几瓶胶水，别说给公社写总结，就是给省里、给市上弄这事，咱照样日它个呼呼带哨子……”大家都笑弯了腰。看那大提包里，都是些剪报，被主人精心整好，一摞摞按时间顺序编着号。
我本想一直跟着他“大树下乘凉”，却不料运动搞完，要分别下到各小队整党。他分我一人去驻队，我讶然道：“这……能行吗？”他道：“咋不行？你穿着四个兜制服还戴个眼镜，人五人六的，比我都排场，谁敢不听你支拨呀？”我道：“我连个团都没能入，咋去给人家整党呀？”他拍拍我肩膀道：“你不说我不说，谁还敢查你呀？去吧去吧，不就是那回事嘛！”
结果，我稀里糊涂地去了后，按他的那一套搞了阵儿“大忽隆”，就吃，就睡，就几乎逛遍了公社的知青点。
我发现按老h的这套搞法，虽有时也让人稍感不安，但最终良心上安然。在公社树起的一些“红旗”、“样板”大队，工作组查“现反”抓“五·一六”，捕风捉影、网罗株连，阴森潮湿的地窑里关满人，有喝农药的，有跳井上吊的，整出了好几起人命案……相比之下，老h的这种“瞒上不欺下”，还真是积了天大的阴德！
逍遥自在的驻队生活，使得我有机会遍游各村，便发现几乎所有的知青点，学生们处境都堪可担忧。
首先是也穿着四个兜的知青，在农民们眼里，比四个兜的干部更可憎更不受欢迎。干部拿薪水不参与队里分配，带张嘴要吃要喝的学生，却是一来就得给分粮分柴分菜，年终还要按工分分红。本来就缺吃少穿、穷得猴急的农民，每每分东西时见学生们名下写一串数字，登时眼都红了，舞?头抡锨地吼叫道：“一个馍咱都不够吃，还吆些城里娃来掰！套不了车，犁不了地，干指头蘸谁的盐呀！弄不成……”结果在许多队里，知青的工分比妇女还低，分粮给陈粮，分柴分菜给挑剩的，分红时则找出各种理由，少分或甚至不给分。有些生产队更还不顾政策规定，公然扣留下知青的安置费，用这钱给队里盖房，或甚至当年就用来分红。
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背井离乡的知青们，眼下和未来的命运，都捏在队干部手里，又怎敢不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然而，也有些桀骜狂倔、本来就没打算在农村久呆的，就变着法儿地整事捣乱，一来图刺激，二来也有意叫村里的“黑老鸹”们，心惊胆战地难得安宁。偷队里粮菜瓜果，“堤内损失堤外补”，已不稀罕；夜里摸社员家鸡窝，或弄些马尾穿上包谷豆，瞅着社员家刨食的鸡撒开，见有上“钩”的便背起手牵了，被包谷豆卡住喉眼的鸡，声都不出，乖乖地只有跟着走；最绝的是有个队知青弄来条母狗养着，一旦有谁家的公狗跑来“骚情”，只等其“入港情浓”，被母狗“锁”住脱不开身时，一齐上手。晚上那灶屋里，准定会飘出惹人的狗肉香味。
我驻队邻村的小队里，曾闹出过这样的笑话：半夜时分，一上县晚归的社员过知青点门外时，听里面一叠声喊叫“快！快下手！……”爬门缝一看，差点儿没吓个跟斗，失急慌忙地把队长叫来看了，急奔往公社报案，说学生在屋里杀人：“瞅得清清的，没头，尸身血糊拉渣地吊房梁上……”公社忙叫来派出所所长，召集民兵，荷枪实弹地赶去把那屋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