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般的恐惧瞬间贯穿了赵振邦的全身。
他猛地站起，撞翻了椅子。
灰色大衣……那是他上周刚给妻子买的。
对方不仅知道录音笔，甚至连他妻子第二天的行踪和穿着都了如指掌！
这不是警告，这是最后的通牒。
周明远已经不信任他了，他要用他最珍视的家人，来换回那支录音笔，然后……灭口。
“你们想怎么样？”他声音颤抖。
“我们不想怎么样，”那个声音毫无情绪地响起，“我们只是提醒你，什么东西该留在哪里。有些人，不该知道太多。”电话被挂断了。
赵振邦颓然坐倒在地，巨大的恐惧和绝望像绞索一样勒紧了他的脖子。
他完了。
无论交不交出录音笔，他都完了。
周明远的狠辣，他比谁都清楚。
深夜，他像个幽灵一样驾车离开市局，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
最终，车停在了江边公园。
江水在夜色中翻涌，像是他此刻混乱的心。
他坐在冰冷的长椅上，整整两个小时，从最初的恐惧，到中途的悔恨，最后凝结成一种玉石俱焚的决绝。
他掏出手机，颤抖着拨通了那个他既憎恨又亏欠的号码。
“是宋昭吗？……我是赵振邦。明天上午，新闻发布会之前，我想见你一面。有些事……不能让它烂在土里。”
下午四点五十分，一辆伪装成市政工程车的技术支援车内。
董岚紧盯着屏幕上的信号轨迹，眉头紧锁。
“赵振邦的手机信号有一次异常跳转，持续了五秒，来自一个经过多次转接的加密基站。通话结束后，他没有回家，也没有回单位，而是去了江心公园。”
“他在反水。”苏晚立刻做出了判断，“那个匿名电话，一定是周明远打的，他逼得太紧了。”
“我查了他过去十年的行车记录，”董岚调出另一份数据，“有一个奇怪的发现。他至少有十三次在深夜两点到四点之间，驱车到市档案馆附近，每次停留时间都在半小时以上，但他从未进入过档案馆，一次都没有。”
“他在找什么？或者说，他在害怕什么？”宋昭在一旁沉思。
档案馆里有什么能让他如此忌惮，又如此徘徊不定？
苏晚的脑中一道电光闪过。
她猛地从文件堆里翻出那份从老马那里得到的1998年西街拆迁纵火案的原始笔录副本，迅速翻到最后一页。
“不对劲！”她指着页脚的编号，“这一页被替换过。墨迹的渗透率和纸张纤维的光泽，跟前面几页有细微差别。”
她立刻调出老马提供的九十年代军用文书标准格式进行比对。
“按照当年的归档规定，所有涉及重大伤亡的案件卷宗，正文笔录后必须附有一份‘现场目击者及首位报案人登记表’，但这份副本里没有！”苏晚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这个附录被人为抽掉了！”
结合赵振邦在档案馆外的徘徊，一个大胆的推论在她心中形成。
她低声说，仿佛怕惊动了什么：“他深夜去档案馆，或许不是想掩盖什么罪行……他是想找回什么东西。找回那份被抽走的登记表，证明他自己，就是当年的第一个报案人。”
晚上八点二十九分，江心公园的凉亭，四周静谧，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宋昭独自一人站在亭中，赴这趟生死之约。
他的手插在口袋里，紧紧握着那个从老张病房里带出的、包裹在物证袋里的输液管残段，那冰冷的塑料触感让他保持着绝对的清醒。
一个佝偻的身影从黑暗中走出，是赵振邦。
不过一天未见，他仿佛苍老了十岁，面容枯槁，眼神浑浊。
他走到宋昭面前，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接递上了一支录音笔，正是他妻子差点送去市局的那一支。
“这里面，是周明远亲口下令让我处理掉所有知情人的录音。”赵振邦的声音嘶哑，“他说，‘宋建国必须死，否则我们所有人都得给他陪葬。’这是他当年在厂房外说的原话。”
宋昭接过录音笔，冰冷的金属外壳触碰到他指尖的一瞬间，“真相之眼”毫无征兆地再次启动！
但这次的画面与以往截然不同。
没有火光，没有鲜血。
画面中，是年轻了二十岁的赵振邦，他坐在当年的办公室里，脸上写满了挣扎与恐惧。
他颤抖着手，将一份写着“现场目击者登记表”的原始笔录从卷宗里抽出，然后狠狠地撕碎，扔进了碎纸机。
紧接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举报信，信封上赫然写着“省纪委督查室收”。
他将信投入了街边的邮筒。
画面飞速跳转，三天后，那封信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信封上盖着一个红色的邮戳，上面只有六个字：“查无此收件单位”。
赵振邦瘫坐在邮局门口的台阶上，抱着头，一个中年男人在无人的角落里，像孩子一样失声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