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旗袍开叉到腰，大腿上纹着朵褪色的牡丹。阿春盯着那朵花，突然想起澜沧江边的野芭蕉，明明生在泥沼里，偏要拼命往天上长。
夜里的铁皮房像个巨大的蒸笼。阿春躺在木板床上，听着此起彼伏的啜泣声，金花的鼾声像头老母猪。月光从铁皮的缝隙钻进来，在地上织出张银色的网，网住了满屋子的苦难。
“想跑吗？”金花不知什么时候醒了，叼着烟凑过来，“上个月有个妹子跑出去，被蛇咬断了腿，现在还躺在后山的庙里。”
阿春摸了摸枕头下的退伍证，老李的照片在黑暗里泛着微光。“我不跑，”她轻声说，“我要等。”
等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或许等老李的女儿回来，或许等那片被山火吞噬的土地重新长出树苗，或许等澜沧江的水，能洗干净这满身的脏。
救助站的日子像碗寡淡的白粥。每天清晨听着鸡叫起床，跟着金花她们去菜地里浇水，傍晚坐在门槛上看夕阳把山尖染成血红色。有次阿春在篱笆外发现株野百合，长在石头缝里，花苞鼓鼓的像要炸开。
“掐了吧，”金花路过时一脚把花踩扁，“在这里，长太好看会被拔掉的。”
阿春没说话，晚上悄悄把压弯的花茎扶起来，用草绳绑在竹棍上。她想起母亲种在窗台的仙人掌，明明被晒得发蔫，偏要开出朵嫩黄的花。
月底的那天，小张骑着摩托车来了，车后座捆着个鼓鼓的麻袋。“严打开始了，”她把麻袋卸在地上，拉链拉开时滚出堆旧衣服，“这些是捐的，你们挑挑。”
女人们蜂拥而上，阿春被挤到最后，只捡到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衬衫。领口处绣着朵小小的五角星，针脚歪歪扭扭的，像个孩子的涂鸦。
“这是的。”小张突然说，递给她个铁皮盒，“清理他住处时发现的。”
盒子里装着本日记，纸页已经泛黄。阿春翻开第一页，字迹力透纸背：“1986年3月5日，今天送小雅去学校，她非要把五角星别在我衬衫上，说这样爸爸就像解放军了。”
她的手指抚过那行字，突然想起老李脖子上的像章，想起竹筏上那个沉默的背影。日记里夹着张地图，澜沧江沿岸标着密密麻麻的红点，每个点旁边都写着日期，最新的那个点，就在她们住的竹楼附近。
“这些红点是……”
“失踪女孩的最后出现地。”小张的声音有些哽咽，“他退休后就开始找，自费跑了五个省，差点被当成特务抓起来。”
阿春翻到日记的最后一页，墨迹被水洇开了，字迹模糊不清：“找到第十七个了，小雅，爸爸快找到你了……”
铁皮房外突然传来喧哗声。金花她们围着辆卡车，七手八脚地往下搬东西。阿春凑过去看，是些崭新的被褥和米面，车身上刷着“边境扶贫物资”的红漆。
“听说要修公路了，”金花啃着苹果含糊不清地说，“从这里一直修到瑞丽，以后就不用坐船过江了。”
阿春望着远处云雾缭绕的山口，那里藏着澜沧江最深的漩涡。她把老李的日记揣进怀里，军绿色衬衫的领口蹭着下巴，带着股淡淡的樟脑味。
夜里，她做了个梦。梦见老李的女儿回来了，扎着羊角辫，脖子上挂着枚崭新的毛像章。梦见母亲在桥洞下擦皮鞋，手里攥着张汇款单，笑得满脸皱纹。梦见弟弟从矿洞里走出来，手里捧着把亮晶晶的矿石，说能给姐姐买花布做裙子。
醒来时，枕头湿了大片。阿春摸出日记本，借着月光翻到空白页，用烧焦的树枝写下：“今天，我是第十八个。”
窗外的野百合开花了，白色的花瓣在月光里轻轻摇晃，像只不肯熄灭的灯笼。
推土机的轰鸣声震碎晨雾时，阿春正在菜地里摘辣椒。绿色的果实坠在枝头，像串串小小的灯笼，她的指甲缝里沾满了辣椒汁，辣得眼睛发疼。
“快看！”金花举着搪瓷缸跑过来，缸沿还沾着昨晚的米汤，“修路队来了！”
山坳口扬起滚滚黄尘，三辆绿色的卡车像笨拙的甲虫，碾过满地的碎石。阿春眯起眼睛，看见车斗里坐着些戴安全帽的男人，他们的笑声顺着风飘过来，惊飞了菜地里的麻雀。
救助站的铁门被推开时，女人们突然安静下来。带队的男人穿着工装裤，裤脚卷到膝盖，露出结实的小腿，皮肤被晒得黝黑。他的目光扫过铁皮房，最后落在阿春手里的辣椒上。
“我是王磊，工程队的队长。”他的声音像碾路机，“接下来三个月，麻烦各位多照应。”
金花突然笑起来，金牙在阳光下闪得人睁不开眼。“王队长要我们怎么照应啊？”她故意挺了挺胸，旗袍的开叉又往上滑了滑。
男人们爆发出哄笑，王磊却没笑，只是从帆布包里掏出包糖果，往孩子们手里塞。“听说这里有几个孩子？”他的目光落在角落里缩着的两个小男孩身上，那是上个月从缅甸救回来的，父母都死在了人贩子手里。
阿春注意到他手腕上的表，表盘裂了道缝，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