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发现。”李璋压低声音递来一沓病历。滕艳兰翻开第一页，“脊髓性肌萎缩症(sma)”几个大字赫然在目。报告日期是去年9月，诊断结论处盖着鲜红的“终末期”印章。
李睿接过病历，指尖在“预期生存期3-6个月”那行字上停留许久。
滕艳兰问道：“这种病厉害吗？”
客厅的老式挂钟发出沉闷的嘀嗒声，他的声音比钟摆还要沉重：“这是一种遗传性神经肌肉疾病，患儿会逐渐丧失运动能力……”
滕艳兰注意到李睿的手在微微发抖。窗外突然刮进一阵风，将病历纸页吹得哗哗作响，露出最后一页的医嘱：建议临终关怀。
“我想，我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了。”李睿说到。
“为什么？”滕艳兰问道。
“她在执行私刑。”李睿摘下眼镜，揉了揉发红的眼眶，“但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他的目光落在遗像男孩空洞的眼睛上，“一个母亲最后的执念。”
“你的意思是——”滕艳兰揣摩道，“魏珊瑚在复仇？”
“我怀疑她患有精神受挫后导致的人格障碍。”李睿说道，“在绝大多数病患身上，患病的原因与他们的亲属被暴力侵害后没有得到补偿有直接关系。”
滕艳兰疑惑道：“可魏珊瑚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其实这种动机，你，我，包括我们身边很多人都有。”李睿叹了口气，“一般这种人在警局、法院、监狱等负能量高的地方工作，能够接触到此类案件，因为心理问题，导致他们逐渐对正义和邪恶有了一套自己的错误理解。”
滕艳兰似乎明白了李睿的意思，“这个魏珊瑚在福利院工作，应该接触了不少被拐卖儿童的案例，也有可能和她的家庭有直接关系。”
李睿点了点头，说道：“没错，至于她为什么选择纵火复仇，我想应该和她本人经历过火灾有直接关系，这场大火很可能给她造成了一些心理障碍。”
滕艳兰若有所思道：“那可不可以大胆假设一下，这个魏珊瑚犯案，是在为某个亲人讨回公道？”
“也可以这么理解，不过一般情况下，这种人都是妄想症。从统计学上看，大部分都没有作案的勇气。但是……”李睿的目光落到了病历上，然后说道：“但是她既然实施了犯罪，那么……”
“曹邦辉！”滕艳兰恍然大悟，“他现在有危险！”
说完，她赶忙拨打了鲍文婕的电话，“喂，文婕，立即锁定魏珊瑚的行踪，她开着车，身上应该有手机。”
“好！”鲍文婕回复道。
李睿的眉头不有紧蹙了起来，曹邦辉死不足惜，但如果他死了，那么经他贩卖的那些儿童下落恐怕就很难再找到了。
魏珊瑚的车驶过西昌县的老旧街道，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划出规律的弧线。后座传来痛苦的呻吟声，她透过后视镜冷冷地瞥了一眼被胶带封住嘴的曹邦辉。这个曾经拐卖过无数孩子的恶魔，此刻像条蛆虫般扭动着。
魏珊瑚望着车窗外斑驳的街景，记忆如潮水翻涌。三十年前离开这座小城时，这里只有两条坑洼的土路，道旁歪斜的土坯房墙上还残留着“备战备荒”的标语。那年她揣着全乡唯一的录取通知书，踩着露脚趾的布鞋走进县一中，裤腿上还沾着割猪草留下的泥点。
她的父亲是公社小学教师，文革期间因私藏西洋诗集被剃过阴阳头。母亲在牛棚生下她后落下病根，整日蜷在炕头咳嗽。最艰难时，父亲会就着煤油灯教她认字，泛黄的《赤脚医生手册》成了她第一本识字书。
“女娃读什么书！”族老们常堵在家门口嚷嚷。父亲把戒尺往桌上一拍，震得搪瓷缸里的凉水泛起涟漪：“珊瑚是要当大夫的！”中考放榜那日，她躲在柴房哭了一夜——全县第三的成绩，却要面对高中每月八块钱的伙食费。父亲连夜劈了祖传的黄花梨妆匣，第二天背着一麻袋木料进了县城黑市。
在县医院见习的日子，她遇见了丈夫卢欢。那个总把白大褂穿得笔挺的军医儿子，会在值夜班时偷偷塞给她油纸包的桃酥。有次她蹲在走廊啃冷馒头，他夺过去掰开，露出夹在里面的酱牛肉：“你比病房3床更需要营养。”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她正在产科给产妇换药布。卢欢冲进来时碰翻了消毒盘，金属器械叮叮当当滚了一地。他们躲在解剖室通宵复习，福尔马林气味里混着槐花饼的香甜。放榜那天，卢欢的名字排在医学院榜首，她的则落在护校栏的第一行。
月光漫进卢欢家的四合院，她摸着录取通知书上凸起的钢印。卢母把青瓷茶盏搁得震天响：“护工也算上大学？”卢欢攥紧她的手，掌心全是汗：“等毕业了，我主刀，你当我的器械护士。”
毕业后，卢欢去了市人民医院上班，而魏珊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