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国策便是\重农抑商\。
在朱元璋看来，那些生性逐利，不事生产的商人们对于国家而言，除了平白消耗粮食之外，没有半点益处，就好似田地里的蛀虫。
为此，朱元璋针对这些商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均是做出了限制，间接限制了其活动范围，避免商人们流动性过强，从而向蒙元的色目人一样，在积攒了大量的钱财之后，为大明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但因为商业活动受限，商人的收入便会减少，朝廷自然而然便需要降低税收，继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过去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上至中枢朝廷，下至地方政府，机会从未出台过任何政策，以干涉民间经济，并衍生一套完整的征收方案。
此等弊端便导致了大明的商业活动虽然仍不敢与前宋时期相提并论，但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可朝廷的商税收入却依旧和国朝初年时持平。
更要紧的是，包括朱元璋和朱棣在内的多位大明天子，均是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想当然的将国家税收的重担压到了\田税\的身上，均摊到了市井百姓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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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觉得，我大明的商税制度存在漏洞吗？\
因为知晓眼前的曹爽绝不会\无的放矢\，在经过短暂的错愕过后，燕王朱棣便是眼神炽热的询问道。
正如眼前的曹爽所说，假若日本倭国真的存在着产量足够大明挖掘数百年而不衰竭的巨大银矿，因为蒙元干涉，中断多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必将重新复苏。
届时大明的\商税\收入也将会迎来井喷式的增长。
\确实有所不妥。\迎着燕王朱棣火热的眼神，曹爽毫不犹豫的点了点头，并发自内心的感叹道:\咱们大明的商税，太低了。\
后世曾有人调侃，大明的商税就好似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
大明建国至今已有二十余年，但朝廷却始终未能制定一套系统性的征收方案，导致各地官府针对不同货物，不同品类，征收的标准也参差不齐。
不仅如此，因为朱元璋\重农抑商\的缘故，大明商税的税率也是历朝历代中最低的，例如在南京城中随处可见的酒楼酒肆，洪武年间的\酒税\约为五万贯，而偏居一隅的南宋朝廷，每年光是靠着\酒税\，便能够获利超过两千万贯，差距宛如鸿沟。
至于\茶税\，\布税\，\房税\等名目也是远远高于朱元璋规定的税率。
而作为\低税率\的既得利益者，洪武朝的商人们因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限制，以及高压之下，还算清廉的官府，还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危害。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及至朱棣\靖难成功\之后，朱元璋强加在商人身上的诸多掣肘和限制便被逐渐解除。
到了明朝中期之后，朱元璋针对商人制定的一些列限制更是\名存实亡\，富可敌国的商人们肆意蓄养奴仆，穿金戴银，视朝廷律法如白纸。
每当有大明天子试图扭转现状，更改商税的时候，便会被一句轻飘飘的\祖制\挡回来。
终有明一朝，即便是在万历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一条鞭法\问世之后，大明朝的商税依旧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
南方的富绅豪商们声色犬马，挥金如土，而北方的百姓们则是面朝黄土，试图用勤劳的汗水，换取来年维系一家老小生存的口粮。
而造成如此\贫富差距\的始作俑者，其实便是大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
有些事，哪怕明知其不合理，但时间长了，便成为惯例，难以更改了。
\先生觉得该怎么改？\望着眼前满脸严肃的曹爽，朱棣心中便是咯噔一声，随后迫不及待的询问道。
无论是未来自倭国内部开采的银矿亦或者应运而生的海运，均是关系到大明的国祚，以及朝廷能否在草原上广修喇嘛庙，不费一兵一卒，便征服蒙古鞑子的宏图霸业，他焉能无动于衷。
\从头整改。\
在朱棣猛然瞪大的双眼中，曹爽像是拿出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勇气，脸上写满了凝重和肃穆。
大明如今的商税制度可谓是漏洞百出，假若朝廷维持现状，而不予以改变，一旦倭国的白银早于原本的历史，提前两百年流入大明，短时间内或许还瞧不出来什么，百姓和朝廷皆大欢喜。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商税制度不完善的弊端便会渐渐暴露出来，乃至于直接影响到大明的社会稳定。
千万不要怀疑海上贸易所蕴藏的滔天财富。
明末清初动荡之际，割据福建拥兵自重，继而拥立\隆武帝\的郑芝龙，其早年间便是在海上打家劫舍，并四处进行贸易的\海贼\。
短短数十年的时间，郑芝龙便靠着麾下的\船队\积攒了富可敌国的财富，并靠此招兵买马，割据整个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