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鹏飞回答得斩钉截铁，但这只是他安抚刘子魁情绪的善意谎言。
他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就算是在四下无人暗巷里让他跟木村义明一对一，他都毫无胜算，更何况是在人人打起十二分精神的战场上呢。
他更知道这场仗有可能打不起来了。日军现在江河日下颓势尽显，以前很轻松就动员组织万人、几万人的大扫荡，如今连五千人规模的战斗都捉襟见肘了，谁能想到不可一世的大日本皇军居然会在一片沃野的华北平原上饿肚子呢？
但事实就是这样的，董鹏飞直观感受到城里的物价翻着跟头往上窜，之前法币贬值的时候物资还算充足，老百姓兑换联银券还能凑合着过，现在是物资匮乏，香烟、白糖的价格翻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连米面油也涨翻了。
鲁仁公馆的特务们日子还好过，通过欺压盘剥城内的老百姓总有油水可捞，可那些驻扎在城外铁路公路沿线据点的日伪军就惨了。
出去抢老百姓吧，害怕八路军报复，每天晚上都提心吊胆睡不着觉，可光靠司令部的日常补给，他们又根本吃不饱，个个饿得面黄肌瘦营养不良，有的据点连残汤剩饭都成了抢手货，士兵们饿急了眼，偷偷跑出去找吃的，连野菜根都刨着吃。
许多据点都弥漫着一股绝望的气息，那些日本兵觉得自己漂洋过海来中国是流放坐牢，对他们来说头等大事不是拿枪打仗，而是活下去。在这样低落的士气下，司令部还要组织他们去打仗，阻力不言而喻。
董鹏飞把这些情况汇报上去，本以为钱掌柜会怪罪他办事不利，遭到严厉训斥，可没想到这些情况与刘子魁之前打听到的日军缺粮信息相互印证，让军区首长大喜，连夜组织人员商量“春季攻势”的作战计划。
就在几天前，山东抗日根据地收到了来自延安的最高指示，中央首长分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战场的形势，指出1945年“我们惟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
首长要求解放区军民“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现有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们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
通俗点讲，去年的豫湘桂战役就算是日军最后的手段了，他们倾尽所有也没能打通交通大动脉，虽然从北到南占领了很多城市，但因为兵力有限后勤保障困难，导致其无法有效维持对占领区的控制。
现在鬼子攻不动了，粮草短缺军纪涣散，正是给予他们迎头痛击的好机会！在这个春季攻势作战计划中，鲁中、胶东、鲁南等军区各自拿出了攻坚方案，居然要攻打泗水、蒙阴等大县城。
这在半年前是大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可经过侦查和情报论证之后，每个人都觉得很可行。因为这些城内守军看似强大，但大多数伪军摇摆畏战，真正需要对付的顽固派和日军并不多，只要拉拢一批伪军，再由城内的地下党组织里应外合，拿下一座县城也不是不可能的。
于是刚出了正月，齐鲁大地上枪炮声隆隆。八路军先克泗水，后攻蒙阴，在胶东讨伐伐赵保原部伪军，歼敌万余，拔掉了日军在山东的多个重要堡垒。
日军对这些重大失利三缄其口，在汉奸特务的严密封锁下，大部分老百姓也很难得到准确消息，这种时候就凸显出大众日报、鲁南时报、斗争生活这些抗日报刊的重要性来了。
宣传队的同志把这些战斗捷报发表到报纸上，再通过交通员送到济南南部山区，刘子魁则利用他的渠道把这些报纸送到汪伪政府的汉奸官员手里，在敌人阵营中掀起轩然大波。
明眼人都看得出日本人大势已去，准备改弦易辙了，纷纷主动向刘子魁示好，有想拉他去家里喝茶休息的，有约他去洋餐厅吃西餐的，还有个行事谨慎的说是请了鲁菜大厨上门料理家宴，请他务必赏光的。
刘子魁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些墙头草，可为了攀交情套情报，为了找门路尽快营救王茂生，他果断应承赴约。
他一点儿也不担心自己会被那些大官设计抓捕，因为他想起了王茂生夜闯魏家大院游说大地主魏尚中的事迹。那次王茂生曾经对他说：“只要胆子大，豁出命去，敌人就不敢动你，因为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个跑腿办事的，抓了没什么功劳，却会惹下天大的祸事，身家性命难保！”
刘子魁有样学样，大大咧咧地进了花厅闲谈喝茶，他不懂茶，上等的阳信毛尖嫌盖碗又烫又不解渴，让人换个白瓷大碗凉得快，人家当面都要赞一句豪爽。他去西餐厅不会用刀叉，故意出洋相喊服务员上双筷子，已经清场的餐厅里没有一个人敢笑他。
至于那顿鲁菜家宴，他更是逼着那名斯文相貌的高官猜拳行令，一碗一碗好酒对着干。等到酒意上涌，两人都喝到交心的时候，他才开始给对方讲党的政策，讲日本人的残暴，讲国民党的反动、腐败、排除异己。
这些话说到对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