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蛮的陆军土鳖着实扰了我等的雅兴呀！
何也？
“这里有一份本土发来的调令。”那名海军校尉皱了皱眉，一脸不虞，“这份调令放了好几天了，说是只要你途径天津，便立即交付于伱。”
还有各地官府出面鼓励大户出量赈济这种法子，再加上在民间设立诸多义仓、济农仓这些备荒仓储，以为灾荒所用。
另外，对于灾荒年景的赈济和救助，朝廷也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般扯淡。
还有一个隐藏的原因，那就是这个时期大秦的通货膨胀较明朝严重多。此时的国库收入虽然高，可是商品价格也高，大秦的米、布、日常用品等等价格一直在上涨，国库的钱虽多，可购买力并没有随之大幅增加，呈现出了稍稍“虚胖”的样子。
据大秦户部统计，乾元四十年（1722年），在政府财政收入中，50%-60%左右来自于工商业，仅政府从进出口贸易中抽取的关税就占到了财政收入的15%以上。
一八五.二四八.一八五.三五
“是你们大秦朝廷运来了粮食吗？”
不过，谁让人家有钱呢？
受齐国的多重影响，大秦繁盛的海外贸易，国内逐步兴起的工商业，再加上自身人口规模的增加--意味着“纳税人”的增多，都使得朝廷财政收入较前明时期，有大幅增长。
“瞧瞧你们大秦的朝廷，真是扯淡！闹个灾荒都这般应对迟缓，巴巴地看着治下百姓四处逃难。”甘长胜不无嘲讽地说道：“干脆都别当大秦子民了，跟着我齐国的移民船，去我齐国吃香的喝辣的！”
粗略估算，大秦光人口就比前明万历时期的要多（万历时期人口约为1.2-1.3亿），人一多所食的盐就多，盐税也就多了。再加上其他名目上的税收，以及纳税人增加，导致税收大量增加。
除直接发米发钱外，赈济还有煮粥赈济。灾荒时期，各地官府煮赈仍以设粥厂为主，为完善粥厂秩序，采取了男女分别排队，逐一领取等措施。近城之地设粥厂，僻远之乡则于二十里内设一米厂，煮粥。同时大秦朝廷每年从十月初一至次年三月二十日会在南北两京和各地方煮赈——好吧，很多地方已流于形式，煮赈之举也渐渐废弛——都是为那些流浪的灾民准备的。
“哦？”李延良有些奇怪，从床铺上坐了起来，起身走到门口，从那名海军校尉军官手中接过调令。
根据大秦户部奏报赈济开销和办赈情形的奏折等资料，秦国平均每年赈济用银约三百万到三百五十万两，这一数额甚至都超过了北明的年度军费支出。从大秦立朔起，截止到现在，秦国救荒用银累计超过1.5亿两。
不过，驻守在该处的参谋团人员基本上都是一些海军军官，用于联络和协调经停该地的海军物资补给船和信息联络船（考虑到秦国的敏感性，专业战舰一般会停驻于耿罗岛），同时也为移民部在此转运移民提供协助。
“哦，看见这些移民船过来了，你们秦国官府也不管？”甘长胜笑着问道。
“咋管嘞？”车把式牵着马，将马车朝路边移了移，免得阻了那些奔行的饥民道路，“以前没灾荒的时候，官府还能将那些移民船拒之海外，不让它们靠岸，以防他们掠我大秦百姓。可去年到现在这波灾情，官府手里没粮食，又能怎么办？总不至于眼睁睁地看着百姓都饿死吧？依着我说呀，官府巴不得让这些集聚的数万灾民乘船出海，免得把人饿极了，生出些许事端！”
另外，工赈也是经常施行的赈济方式。仿齐国模式，在灾年由官府出资兴办工程，日给银米，以招募灾民。工赈所办工程，也大多与水利相关，具有积极的救济性质，且为将来的生产做准备。通常，大秦朝廷会考虑到百姓疾苦，尽量让工赈落到实处，比如规定，“向例每逢闲月，听贫民尽数到工执役；若农忙之时，即有紧要工程，大率三丁抽一，其余任其耕种”。
朝廷有钱了，自然能做的事情就多了起来。
你说，都是同样的华夏族裔，齐国咋会变得那般富庶呢？
不过，有鉴于此，朝堂诸公突然深刻地体会到铁路的好处和重要性。
像他们这些“丘八”，据说一个月的饷银就是好几十块银元，别说秒杀我大秦新军官兵的薪俸，就是县里头的老爷都没他们高！
另外，你看他们吃的、喝的、用的，哪样不是“精致异常”。这灾荒年景，我大秦百姓数十上百万人衣食无着，可他们还天天寻摸着吃肉。饭后，还要喝茶，或者饮用那些味道怪怪的东西。
除了发展武备，开疆扩土，以消除北方和西北边患外，那就是埋头理政，夯实国内统治基础。驿道、铁路、码头、治河、修堤，兴建农田水利……，大秦每年都会为此投入数百上千万两白银，积极改善国内各项基础设施条件。
早在孙可望还为秦王辅政时期，就参照了齐国的防灾救助模式，制定了一系列细致的“荒政”之制，即救灾制度。
另外一点，大秦的税收来源也比明朝较多。秦国的税收不同于历朝历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