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5分钟不到，部门领导的电话便打过来了。先是对我的辛苦表示理解，接着又重复唠叨着“顾客就是上帝”之类不疼不痒的话，最后还给我加油鼓气，并不忘“画饼”——承诺“放假+招人”两头抓。
工作10年，对“画大饼”的事我早已免疫。但跟领导聊完，心情还是平静不少。在领导的争取下，方案提交时间被推迟到了上午11点。领导让我在家改方案，下午再去公司。
尽管很不情愿，最后还是应承下来。在领导转述完调整意见之后，我便重新坐回到电脑前，继续修改方案。
在跟领导通电话时，老婆已经出门上班了，儿子也被母亲送进小区附近的幼儿园，这时刚回到家里。听我说上午不去公司了，便赶忙给我做早饭。
待一碗小米粥、一份土豆丝端上餐桌之后，母亲便招呼我吃早饭。我口头答应着，屁股却丝毫未动。
调整方案的时间并不宽裕，直到11点过半，在客户无数次催促之下，我才仓促提交了过去。此时，饭菜早已凉透。
“下午1点半，线上给领导过方案。”方案还没完整发过去，客户便急不可耐地发来一句新的指令。这毫无喘息的节奏，让我感到莫名压抑。
“别热了，我得去公司了。”母亲打算给我热一下饭菜，却被我制止了。
“怎么这么忙呢，连吃口饭的时间都没有……”母亲不无心疼地说。
“客户有病呗！”我一边恨恨的咒骂，一边急急忙忙穿戴衣服。稍加整理，便风尘仆仆地出了门。
去公司的路上，我提前点了外卖，想着到公司先吃饭。结果到公司屁股还没坐热，客户又来了修改意见。于是吃午饭的时间又泡汤了。
着急忙慌地二次改完，时间已逼近1点半。客户领导如期上线开始听汇报，结果因为时间仓促，还是出现了几次明显的错误，搞得自己很狼狈。而旁听的部门领导，不仅不帮忙，还各种打着官腔：“这是我们的问题，怪我没把控好方案，回去一定好好修改，明天上午上班前争取再提交一版。”
他倒是说得轻松，改方案的活，不还得我自己来！说是把控方案，实际不过是个“甩手掌柜”，不给我添乱，就烧高香了。
除了部门领导，组里原本还有另外两个同事。结果都因受不了超负荷工作，分别于3月前和上周离职了，只剩我一人还在苦撑着。
我之所以还在坚持，一是因为来公司3年，觉得自己还没到极限，不想轻言放弃；二来对领导“招人”“涨薪”的承诺有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三来，我已三十有二，上有老下有小，经不起没工作或面试频繁被质疑的打击。于是只好一次次隐忍着，挣扎着，痛苦着，在无数次“是去是留”的灵魂诘问下，继续得过且过。
为了赶在第二天上班前提交方案，我一坐又是一下午+一晚上——直到凌晨1点半，方案才修改完毕。
按照要求，我先把方案发给部门领导，先征询他的意见。结果等了一刻钟，没有任何回复——说好的“不管多晚，他都会等我”，事实证明，他再次食言了。
“都这个点了，他应该早就睡得死去活来了。”我暗自揣测着。
保险起见，我再给领导补上一句话：“怕客户着急，我先发客户了，您有意见的话，我明天一早再更新一版。”
实际上，根据过往的经验，他基本上不会有任何意见，即便有，也是类似错别字、字体不统一、排版不美观等不怎么重要的小问题。
一切搞定之后，我才关电脑，准备回家。
此时办公室空无一人，凳子东倒西歪，诉说着主人的邋遢；办公桌上的半块饼干、瓜子皮，像被遗弃的孤儿；只有白炽灯不知疲倦地照着，慰藉着一个孤单的身影。
走到门口的外卖置物架，才想起中午定的外卖——我竟再次忙得忘记了吃饭。中午定的面条，此时早已凉透，并坨如石块。懒得再去微波炉加热，便顺手丢进垃圾桶里。
关闭公司所有的灯光，一切终于归入黑暗。
夜静得出奇，仿佛整个北京都陷入酣眠，只有我一个人保持清醒。打车回到住所小区，已是半夜3点。阳春4月，夜晚仍有寒意，尽管穿着薄羽绒服，但一股不知名的小风袭来，我仍下意识地打起寒颤。
回到家，老婆儿子早已熟睡。母亲睡觉比较轻，我刚打开客厅的灯，她便穿着睡衣，睡眼朦胧地从次卧出来。
“怎么回来这么晚？吃饭没有？锅里还有剩饭，要不要热一热？”母亲话说得很轻，生怕打扰舒适的老婆和儿子。
“我不饿，不用管我，你赶紧睡吧！”我照旧有些不耐烦。
母亲见状，只好悻悻地回房间。
次日是周六，本是可以休息的日子，但根据过往的经验，想要安安静静过个周末是极为奢侈的事情。我无数次默默祈祷周末不要再忙工作，然而这点小小的愿望，最后也会变成奢望——周末时光总是被无数次剥夺。
这个周末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