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周后，学校有风平浪静的迹象，因为又有个别同学开始组织采摘队了，只是这一次，他们不敢让司机开进学校，而是停在中区背面西侧，距离科技一条街100米远的马路边，之后组织者再带着同学步行走过去，然后依次上车。同时召集学生的时候，也只采用最原始的口头传达及人传人的方式，尽量避免被学校抓住把柄。
只是再隐蔽的手段，也有破绽。学校下定了决心再抓典型，那么便总有得手的时候。好巧不巧，孙伟竟成了“祭旗”的又一个典型。
孙伟原想趁这次机会“金盆洗手”，但架不住农户三番五次地催促，经常跟他一起采摘同学的轮番电话和短信骚扰，以及新型隐蔽组织手段的诱惑。最终，还是在一个周六的早上，开启了风波后的第一次，也是作为大学生的最后一次采摘活动。
那天早上天阴沉沉的，似有下雨的迹象，但众多同学聚拢在孙伟身边，并没有打道回府的迹象。孙伟壮着胆子，带着二十多号人，穿过科技一条街，静悄悄地奔向等在百米开外的中巴车。结果刚走到车门口，便被一束手电筒罩住，紧随而来的是一句厉声询问：“哪个学院的？！谁组织的？！”
只见一个穿着白色polo衫，身材微胖、眼神犀利的教导处男老师出现在孙伟他们身边。
“谁组织的？”见无人回答，这位男老师又重复道。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知道这个老师不是善茬，但也不想当“叛徒”，供出孙伟。
“没人说是吧，那就都跟我到教导处！”说着，男老师晃一晃手电筒，指向中区办公楼的方向。
人们终于开始窃窃私语起来，之前的事故大家都有所耳闻，而且也知道学校下发了通知，但只提到了组织者，并没有提到被组织者，莫非处罚力度一样？有人担心受牵连，不免开始心慌起来。
“老师，我们是第一次，您就饶了我们吧！”人群中有声音说道。
“是啊，我们下次不敢了！”许多声音附和道。
“你要罚就罚组织者呗，干嘛要难为我们！”有同学开始甩锅。
“那你说，是谁组织的？”男老师盯着刚才说话的女生。女生扭头看一眼孙伟，欲言又止。
“老师，是我组织的。”孙伟知道躲不过去了，便主动承担起责任。
“你叫什么？哪个学院？哪个专业的？大几？”男老师高声问道。
孙伟一一如实回答。
“其他同学都散了吧，孙伟跟我走一趟。”男老师驱散人群，带着孙伟往教务处的方向走去。孙伟耷拉着脑袋跟在后面，垂头丧气的样子，像极了被判死刑的犯人——而“犯人”不只他一个，同一天被带走的，还有另外两个组织者。
当天，孙伟学生证被扣之后，便被放回去，让等学校的处罚通知。一周后，学校的处罚下来了——孙伟、另外两人，连同后面几天被抓现行的三名同学，被当作“顶风作案”典型，给予了开除学籍的处分。几人都表示不服，但学校根本不给申辩的机会。
对于孙伟的处罚，我和波波都大为震惊，以致后面又同学邀请去摘辣椒，我都连连摆手，生怕自己也受牵连。
听闻了学校发生的事情，李叔也劝我不要因小失大，并说如果缺钱可以跟他说。我谢过李叔好意，连连说不缺钱。
本来波波就不想摘辣椒，这次更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尤其联想到王文彬每日的逍遥快活，不是“泡妞”就是上网吧；而自己苦哈哈地晚上回来，还得给他买零食，心里更加不平衡。于是，宁可在宿舍歇着，也不出去勤工俭学了。
正所谓“有需求就会有市场”，不让学生组织，社会上的人组织，学校可管不着。再加上我耳闻了几队学生并未因参加社会上的人组织的采摘队，而受到学校的处罚，因此，我又燃起了重新采摘辣椒的热情。
波波对此很无所谓，他又像之前一样，过起了“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规律地如同钟表一般的日子。
不陪女友的时候，王文彬大部分时间便窝在宿舍里，百无聊赖地嗑瓜子，有事也跑去学校的网吧上网。
我则变成了一个不太称职的“农民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常态，这当然不能说是偷懒，毕竟跟农民工挣钱的心态不一样——说好听点，是体验生活。虽然挣钱对我也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心理上，还是不愿意完全为了挣钱而像农民工一样拼命。
李叔知道我暑假没回老家，留在石河“勤工俭学”，没好意思经常来学校找我，倒是电话里隔三差五地嘱咐我注意身体：“大热天的，摘辣子挺辛苦，别中暑了，记得多喝水。”
李叔胜似亲人的祝福，每每使我既感到一种熟悉的烦恼，又有一丝温暖的心安。
暑假后半段，摘辣椒基本成了我的主业。而主业之外，我也会抽出一些自由时间，去图书馆看看书，到网吧上个网，或者偷懒睡个懒觉，重新锚定一下自己大学生的身份。当然，李叔家里，也会偶尔拜访一下，重温一下类似跟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