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是志愿者，却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还需要考察服务意识、沟通态度、外语水平等各项综合能力，并要经过笔试、面试以及政审的层层筛选。做奥运会志愿者有一部分津贴和补助，相对于每日繁重的志愿服务，这点津贴聊胜于无。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大家踊跃报名的热情。
在他们看来，去北京当奥运志愿者是一件崇高又荣耀的事情：既可以开眼界，又能增长见识，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并且在在社团、学生会晋升，或者将来就业实习，都是加分项。
奥运会结束后，这些被选上的学生志愿者便陆续回到各自的学校。学校虽然没有嘉奖，但宣传部不会忘记他们。这不，暑期返校不久，校报记者团的周老师便安排我们几个校园记者分头对10位奥运志愿者做个人专访。
我的专访对象是一位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的大三师姐。
采访地点约在北区西门的那家咖啡店，不知为何，那天我比师姐还紧张。
说起来，这不是我第一次做人物专访，但单独一个人，却是头一次。之前虽有和其他同学一起做采访的经历，但多数时候，我只负责记笔记，而不负责提问。这次则不同，我不仅要记录，还要提问。
师姐很和善，举止大方，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感觉。对比之下，我则显得局促又紧张，干巴巴地提问，又干巴巴地低头边听边记。遇到卡壳的地方，一阵慌乱，鼻尖不自觉地微微冒汗。师姐看出了我的窘态，几次主动放慢讲话的速度，以便我能跟上节奏。能遇到这样善解人意的师姐，真是我采访工作的一大幸运。
提问中，聊到师姐在北京的感受和经历，听她讲得眉飞色舞，声情并茂，联想到自己暑期在北京的时光，我不免自惭形秽起来。
师姐的工作是安检协查员，在北京待了1个多月，除了日常服务进场观众，偶尔休息时，还顺便逛了长城、鸟巢、王府井、故宫等几处知名景点，并结交了好几个北京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对此，我很是羡慕——之前去表哥那里很仓促，去的景点有限，而后来到了谢超那里，基本就天天在住处和烧烤店“两点一线”了。
访谈间，师姐的视野开阔和豁达乐观令我刮目相看，她对奥运志愿者工作有自己的独到看法，不禁使我意识到自身的目光短浅。
为了表达谢意，采访结束后，我主动请师姐喝奶茶。然后，便闲聊起采访外的话题。一来一回间，我逐渐找回了放松状态，师姐也不再端着，回归了一个女大学生的温柔和恬静。
师姐说准备考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我既惊讶又羡慕，同时也祝福她得偿所愿。
问及我的未来打算，我说：“毕业后想去北京工作。”
师姐笑着说：“希望我们都心想事成，也希望将来能在北京见面！”
分别时，师姐告诉了我qq号，说以后可以常联系。可惜的是，我不仅记错了qq号，还不小心把师姐的电话号码搞丢了。
后来师姐有没有考上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我无从知晓。而在茫茫的北京人海中，我们也未再次擦肩——也许有过，但我们本就是一面之缘，谁还记得谁呢？
采访稿顺利见刊，连同其他9位志愿者，一起被做成了跨页大专版。这成了我记者团生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专版。我的名字，同其他几位社员的名字一起，出现在大标题下面的记者框里。其中，我的名字排第一位。
因在校报记者团几次表现出色，周老师早已将我列为了重点关照对象。不久后，全国大学校园记者协会招募新人，每个学校只有一个名额。这个大好机会，周老师便主动留给了我，引得其他社员好不羡慕。
协会有为期半年的考察期，期间需要完成3次高质量的采访活动，向协会的指定邮件提交至少3份采访稿件。通过考察期，才能成为正式一员。
基于周老师的好意，加上我自己的振奋，起初，我的积极性很高，开始四处找寻采访题材，甚至想到石河的一所中专去做采访。
然而,因为自己的各种踌躇，思前想后，左顾右盼，终究还是没能成行。而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加之电脑娱乐对我的吸引力日盛，惰性一天天滋长，并逐渐壮大，我的采访热情也终于消磨殆尽。
1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成果；2个月过去了，依旧如此；3个月，4个月……因为没人催促，周老师也从不过问（假如过问一下，甚至批评我几句，或许我后面便发奋了），因此我也没有了任何动力。直到6个月考察期结束，我一篇采访稿也没撰写，白白辜负了记者团成员以及周老师对我的期待和信任。
我曾经无数次想：假如把机会留给其他有意愿的同学，或许会比我做得更好。想到此，我不免惭愧万分。
说到遗憾，还有另一件事让我耿耿于怀。即便如今想起来，心里仍会隐隐作痛。以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法从内疚的阴影里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