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边疆重地，如荆州、益州、广州，林夏建议设“行台”——即中央派出的临时机构，总揽军政大权。荆州行台治江陵，辖荆、雍、湘三州，防备北魏与萧齐残余势力；益州行台治成都，镇抚巴蜀；广州行台治番禺，管辖岭南及交趾。
“行台长官由陛下亲信担任，三年一换，以防专权。”林夏特别强调，“如荆州，南齐时萧颖胄、萧衍皆曾在此起兵，可见其重要。当以‘忠谨有谋’者镇之，臣举荐韦睿，其人老成持重，可当此任。”
萧衍采纳其言，命韦睿为荆州行台尚书令。韦睿到任后，修缮城防，减免赋税，荆襄一带迅速安定，成为大梁西部的屏障。
南齐末年，战乱频繁，百姓流离失所，“千里无烟，白骨露于野”。林夏深知，民心是最大的疆域：“民者，国之本也。若民不聊生，纵有坚城百万，亦如沙上之塔。”他向萧衍献上“凝民”三策：劝农桑、均赋税、修水利。
“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林夏引用《汉书》，建议萧衍下诏“轻徭薄赋，鼓励垦荒”。规定：凡流民返乡者，免徭役三年；开垦荒地者，永为己业，五年不纳税。
他还推广“区田法”——一种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在小块土地上集中施肥、灌溉，产量可比普通耕作高一倍。命农官在各州郡举办“农桑学堂”，由经验丰富的老农传授技艺。
“臣闻吴兴郡有稻田万顷，因战乱荒芜过半。”林夏道，“可派官前往，组织流民耕种，秋收后按比例分成，官府得三成，流民得七成。”萧衍依计而行，仅一年，吴兴便收获稻谷三十万斛，流民纷纷返乡。
南齐赋税混乱，有“三调”（租调、户调、丁调）之外，更有各种苛捐杂税，百姓不堪重负。林夏主张“均税”：以户为单位，按资产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户缴租五石、调绢三匹，中等户缴租三石、调绢二匹，下等户缴租一石、调绢一匹。
“此外，废除‘塘丁税’‘桥桁税’等杂税，严禁官吏私加摊派。”林夏特别指出，“若有官吏敢‘额外取一文钱’，许百姓赴御史台告发，查实后斩。”
为确保赋税公平，他还命各州郡“括户”——清查隐漏的户口。南齐时有许多百姓为逃避赋税，依附于豪强为“荫户”，林夏规定：豪强需将荫户交出，否则没收其一半家产。“如此，朝廷户口增加，赋税来源扩大，百姓负担也可减轻。”
江南多水，却常遭旱涝之灾。林夏奏请大修水利：在钱塘江畔加固海塘，防备海潮；在太湖流域疏通沟渠，使水流注入长江；在淮北修复芍陂（今安丰塘），灌溉万顷良田。
“芍陂是春秋时孙叔敖所修，南齐时废弃，如今若修复，淮南可成粮仓。”林夏道。萧衍命豫州刺史夏侯亶主持修复工程，征发民夫万人，历时半年完工。此后，淮南“旱则引水浸润，涝则排水归江”，亩产较前翻了一番。
他还推广“龙骨水车”，使农民灌溉效率提高十倍。“农为邦本，水利为农之本。”林夏道，“陛下重水利，便是重天下苍生。”
南齐时，北魏多次南侵，淮北之地几经易手。萧衍即位后，北魏孝文帝虽已迁都洛阳，但仍对淮南虎视眈眈。林夏认为：“治内必先安外，若边疆不稳，百姓便难安心生产。”
林夏建议在淮河沿线构筑“三重防线”：第一线以彭城、寿春为核心，修缮城池，储备粮草；第二线以钟离（今凤阳）、淮阴为枢纽，布置精兵；第三线以广陵、盱眙为后援，可随时增援。
他还注意到淮北有许多“坞堡”——百姓为自保而筑的堡垒，堡主多为地方豪强。林夏主张“联坞堡为藩篱”：对愿意归附的坞堡主，授予官职，使其率部众助守边防；对拒不归附者，则派兵剿灭。
“彭城有坞堡主陈显达，拥众数千，勇猛善战，曾与北魏交锋十数合。”林夏举荐，“可召其入朝，封为‘淮阳太守’，命其镇守彭城。”陈显达感于萧衍恩遇，果然尽心守边，北魏数年不敢近彭城。
南齐军队多为世兵制，士兵父子相承，战斗力低下。林夏建议改为“募兵制”：在各州郡招募精壮，凡身高五尺八寸以上、能挽弓三石者，皆可入伍，免除其家赋税。
他还命人改进兵器：仿制北魏的“马槊”，使骑兵冲击力增强；铸造“万钧弩”，可射穿铁甲，射程达三百步；打造“楼船”，上设拍竿，可击碎敌船。
“兵不在多而在精，器不在利而在巧。”林夏道。萧衍命韦睿、曹景宗等名将训练新军，数年之间，大梁军队“甲胄鲜明，器械精良”，战斗力远超南齐旧军。
对于北魏，林夏主张“恩威并施”。在边境开设互市，允许南北百姓交易：南朝输出丝绸、茶叶，北朝输出马匹、皮毛。“互市可使两国百姓互通有无，减少敌意。”
若北魏南下，则坚决反击。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北魏中山王元英率军十万攻钟离，林夏建议：“钟离地势险要，可坚守待援，再派奇兵断其粮道。”萧衍依计，命韦睿、曹景宗率军救援，果然大败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