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9年7月25日，萩城（现山口县萩市）。
长州藩主毛利吉元在一众家老和武士的簇拥下，乘坐数辆马车，径直来到城西处一家新近建立的织布工场，亲自视察生产情况。
这家工场一共拥有三十五台织机，主要生产日本国内市场较为流行的平纹棉布。这些从秦国和齐国陆续引进的二手互动踏板机，平均每台机器需要配备织工两名，这就使得这家工场需要雇佣差不多七十多名“织女”，虽然无法与大阪和江户那些百余人规模的大工场相比，但在整个中国地区（本州岛西部地区）却是算的上大织坊了。
这个时期，日本境内的织机从卧机变为互动踏板机，生产率仅因此便提高十倍，这对于“小国寡民”的日本而言，不啻为最为高端的技术。本世纪初发展起来的日本纺织产业，虽然仍旧非常稚嫩，但受大陆秦国和南边齐国的影响，仍旧不可抑制地出现了一丝“可喜”的变化，那就是高端绢织互动踏板技术，开始被运用到棉纺织机之上。
自一百多年前，长州藩因为被大减封后，财政便一直陷入不敷出的窘境，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天和二年（1682年）以来，藩内屡次发布《节俭令》，削减藩士的知行，增收年贡，但并未解决财政的亏空。上任藩主毛利吉广曾坚决推行藩政改革，重新丈量土地，甚至把年供外的杂税小物成，楮木、盐田等都算入村高，以增加石高，同时实现国产品专卖制，以补充财政之不足，但最后也不过是增收三万石。
但这种极限压迫手段，也造成藩内农民的普遍穷困，使得境内各地不断发生百姓一揆（即集体抗议或反抗）事件，百姓外逃也是屡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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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多年来，棉花已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物资，为幕府及部分藩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为了武家传承，此番行商贾之事，亦不得不为之呀！”毛利吉元见家老平冢正男一脸窘迫的神情，微微叹了一口气，苦笑着说道：“商贾之道，虽为贱业，但总比喜连川氏那般拦路索财之无耻行径，要体面几分。正男，以为否？”
若是将藩内这种没经过太多实弹射击的火铳部队拉出去跟齐国人开仗，怕是最后要被虐成狗！
若是加上御三家（除德川将军家外拥有征夷大将军继承权的尾张德川家、纪州德川家、水戸德川家三支旁系分家）的石高，幕府所直接掌握的石高总量突破七百万石，几乎占了日本总石高的百分之三十，实力进一步碾压所有地方藩国。
让一个世袭武家去经营商事，怎么看着，都不成体统呀！
“主公……”平冢正男闻言，也是无奈地摇头苦笑。
依托于工场手工业的棉纺织创造出十倍于卧机的能力，这的确是生财（资本）的技术，可比苦哈哈地在田土里刨食，要强多了。
后来，一些“有识之士”觉得总是出口棉花，换回来的钱也并没多少，琢磨着是不是可以利用丰富的棉花资源，自己纺纱、织布，这样一来，就不用花费巨额资金从齐国和秦国进口棉布了，对于金银的持续外流，多多少少可以抑制一点。
更让齐国制造商恼怒的是，许多唯利是图的贸易商人，竟然为了赚取高额利润，转而从秦国采购大量棉布，然后偷偷倾销至日本，平白让国内棉纺制造商丢了许多订单。
再加上从幕府不经意间透露出来的“撤藩立县”之策，如何不让地方藩国为之惊惧和愤怒。
按照传统，在前往江户的路上，藩主们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大名行列”，而这样的“旅游”成本非常之高，幕府也不给报账，需要大名们自己承担。本着能省就省的心态，许多藩主根本不愿意在喜连川藩挨这一刀，毕竟冤枉钱谁都不想花，因此他们绕路都不愿意经过这里。
徒奈若何？
然而，数年前，德川幕府开始借助国内社会思潮出现剧烈变动、各地武士和农人频频发生暴力事件，要搞“大政革新”，从经济层面，到社会管控，及至军事革新，最后又隐隐透露出“撤藩立县”的风声。再加上近几十年来，幕府对各地藩国屡屡减封、改封，乃至没收领地，由不得诸多藩国大名为之警觉。
“主公，江户的裁判使来了。”家老毛利宗树匆匆赶到毛利吉元的面前，神色凝重地向他报告。
最起码，我们毛利氏可以籍此保住数百年的传承，继续维系长州藩的存在。
一看自己的收入直线下降，没法继续薅羊毛了，喜连川藩的藩主又想出了一个骚套路。
“主公，德川氏如此欺我，断不可忍！”
都特么的撤藩了，这个天下还是我们武家的天下吗？
我勒個去！
于是，幕府控制下的江户、大坂、京都，乃至加贺藩、仙台藩，以及长州藩和萨摩藩等颇具经济实力的强藩，纷纷从齐国或者秦国引进纺织机械，准备从粗放的农产品出口导向，转变为精细化的工业生产制造，除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外，说不定还能出口赚取更多的“外汇”，改善严峻的财政问题。